發掘昔日台灣

你知道嗎?它不但是生活紀錄,也是百科全書跟禮物!

2018-06

你知道嗎?它不但是生活紀錄,也是百科全書與禮物!

你有寫紙本日記的習慣嗎?相信不少人還保留著年少、學生時期的日記至今。回顧日治時期的日記本,不僅內頁設計富巧思,豐富的附錄內容更媲美生活百科全書,甚至還被戀人們作為定情禮物。

文|李偉麟  

十年連用日記,可同時回味過去與放眼未來。(資料來源:江擎甫先生日記本,日本國民社出版,記載年份由1939年至1948年。江槐邨收藏、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楊朝傑提供)

十年連用日記,可同時回味過去與放眼未來。(資料來源:江擎甫先生日記本,日本國民社出版,記載年份由1939年至1948年。江槐邨收藏、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楊朝傑提供)

大家熟悉的日記本內,除了印出年份、日期、星期、標示節氣與國定假期,多半還會在頁邊附上一句名言語錄,其餘的空間印好行線後,就是留給日記主人記錄生活點滴的天地。

巧思設計與豐富資訊  寫日記很有趣

日治時期的日記本,為每天記錄的日常事項設想了許多有趣的設計,例如攝氏與華氏刻度的溫度計小圖,用一條直線就能夠記下當日溫度,相當生動;今天寫信給誰、收到誰的信,也有專屬的欄位;有的日記本還會為每天的社會大事及感想留下固定欄位,類似學生週記;日記本最後也常附有各式空白表格,供記錄金錢出納、收到的贈禮與回禮等。

西螺文人江擎甫(1901~1993年)留下的日記中,還有可連用十年的日記,把十年的同一天設計在同一頁,如此可對照與檢視人生的歷程,寫日記時可以同時回顧過去與放眼未來,既實用又提供了省思的機會。

補充新知  日記兼教養、教育功能

除了特別設計的欄位,當時的日記本也有類似現代「生活小幫手」的概念,例如附上每日三餐的建議菜單,讓主婦們不必為了煮什麼菜大傷腦筋;或是有如現代追星指南,像是針對當時文藝青年設計的《文章日記》,日記本的最後竟印有當時文人的住址,讓文青得以拜訪仰慕的作家。

通常附錄內容很多的日記本,在後半部會有一頁目次表,把各項附錄的頁次標示清楚,以利查找。近江セールズ(sales)株式會社印製的1935年《編輯日記》,第205頁就是整本日記附錄內容的目次,共有「新時代美妝法」、「近代的料理法」、「新時代工藝美術」等12大類,內容包括家具的挑選方法、西洋風格的室內擺設,以及介紹西洋音樂家、新式建築等。

至於為什麼日記本要附錄各式各樣的實用資訊內容?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副教授吳玲青分析,日記本附錄的個人修養、家庭、婦女及交通資訊,以及各類訊息與雜學等,可以滿足民眾渴求新知,或取得生活資訊的需求。真理大學台南校區台灣文學資料館名譽館長張良澤甚至說,當時的日記本,已可被視為一本兼具教養和教育功能的生活百科全書。

1937年(昭和12年)日本博文館出版的《當用日記》內頁,已印製好每日三餐的菜單建議。(資料來源:江擎甫先生日記本,江槐邨收藏、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楊朝傑提供)

1937年(昭和12年)日本博文館出版的《當用日記》內頁,已印製好每日三餐的菜單建議。(資料來源:江擎甫先生日記本,江槐邨收藏、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楊朝傑提供)

除了自用  也是新年禮或定情禮

根據吳玲青的研究,日記本成為一種印刷精美且公開販售的商品,約莫是在日治時期進入台灣社會。除了自用,也被視為禮物。以官方發行的《臺灣日日新報》為例,販售日記本的廣告多以「新刊圖書介紹」或「新刊介紹」名義刊登,時間大約集中在每年的11、12月,這也與年底贈禮或答禮的習慣有關。

戀人間也會送日記本做為定情禮物。張良澤的母親陳錦雲女士一生只擁有過一本日記本,就是在她19歲時,未婚夫買了一本1937年的精美日記本做為禮物。張良澤說,在那個男女關係還相當保守的年代,這樣的禮物,恰好可讓戀人寫下戀愛和思念的心情。

因生活習慣改變,社群媒體、各式APP已經漸漸取代傳統日記本的部分功能,但回憶日治時期那些設計頗具巧思、附錄資訊豐富的日記本,發現昔日管理生活的種種靈感,一點都不比現今遜色,甚至更多了些書寫的溫度。

日治時期的日記本是提供新知的媒介之一。以陳錦雲女士的日記為例,6月底的最後一頁附錄了「夏天的自然」與「游泳之頁」兩則資訊,前者便寫道:「⋯⋯家的四周朝夕多洒水,水氣蒸發時會吸收溫度,因此感覺涼快。有人喜歡冷水浴,其實對身體不太好,再怎麼熱也要泡熱水才好⋯⋯」(資料來源:《青春物語-陳錦雲日記》下卷,原件復刻本,譯文取自上卷翻譯本。張良澤提供。)

日治時期的日記本是提供新知的媒介之一。以陳錦雲女士的日記為例,6月底的最後一頁附錄了「夏天的自然」與「游泳之頁」兩則資訊,前者便寫道:「⋯⋯家的四周朝夕多洒水,水氣蒸發時會吸收溫度,因此感覺涼快。有人喜歡冷水浴,其實對身體不太好,再怎麼熱也要泡熱水才好⋯⋯」(資料來源:《青春物語-陳錦雲日記》下卷,原件復刻本,譯文取自上卷翻譯本。張良澤提供。)

參考資料

1.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副研究員陳怡宏訪談。
2.真理大學台南校區台灣文學資料館名譽館長張良澤訪談。
3.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副教授吳玲青訪談。
4.《陸季盈日記》複製原件影像,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典藏。
5.《青春物語-陳錦雲日記》上、下卷,含原件復刻及翻譯本,財團法人世聯倉運文教基金會贊助良澤文庫出版,2016年。
6.《少年日記-蔡玉村》上、下卷,含原件復刻及翻譯本,財團法人世聯倉運文教基金會贊助良澤文庫出版,2017年。
7.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楊朝傑提供:江槐邨先生典藏、江擎甫先生留下的多本日記。
8.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典藏《吳新榮日記》、《灌園先生日記》、《楊水心女士日記》、《呂赫若日記》複製原件影像。
9.吳玲青(2014),〈日治時期臺灣的日記本-以《臺灣日日新報》的記事為例〉,《歷史臺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第八期》。
10.〈日記與歷史〉(2015),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呂紹理,引自網站「歷史學柑仔店」。

古早時代的打卡!一本戳章簿蓋好蓋滿到此一遊紀念

2018-05

古早時代的打卡!一本戳章簿蓋好蓋滿到此一遊紀念

生活在上一個世紀的人們,雖然沒有手機、網路、社群網站,可供拍照打卡,但是,透過一顆顆蓋有日期、刻有各地代表性圖案的紀念戳章,一樣可以「蓋章」留念,將「我在此時、此地」的足跡保存起來,留下永恆的感動。

文|李偉麟  

滿滿的紀念戳章與各式票券,加上手繪景點,成就一本精采的遊記與回憶。圖為日人中西竹山1934年來台遊歷所留下的紀錄。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滿滿的紀念戳章與各式票券,加上手繪景點,成就一本精采的遊記與回憶。圖為日人中西竹山1934年來台遊歷所留下的紀錄。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台灣人開始蒐集紀念戳章(以下簡稱「戳章」)的風氣,始自日治時期。在當時的明信片上,戳章的種類豐富、樣式多元,尤其在當時專門用來集印的戳章簿裡頭,五顏六色的戳章琳琅滿目,不需要文字記錄,就能夠感受旅途的精采豐富。

獨有的風景戳章 留下美好旅遊回憶

目前典藏於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的《台湾一周紀念旅行》冊子,就是日本人中西竹山於1934年(昭和9年)來台遊歷,收集各地戳章的一本紀念冊。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研究助理林佳蓉指出,中西竹山除了把沿途蒐集的旅館名片、菸酒包裝、交通票券與郵票等,貼在簿子上,更蒐集了一百多個戳章。光是憑戳章上的日期,就可以重新還原他的路線,比如5月9日在一艘大阪商船「高千穗丸」的船上、5月12日在基隆火車站、5月18日在阿里山火車站、5月19日由高雄搭火車回基隆等。日月潭、赤嵌樓都是他去過的景點,甚至也有下榻旅館的戳章,例如高雄的春田館、草山(今陽明山)的巴旅館等。

真理大學台南校區台灣文學資料館名譽館長張良澤,也收藏了兩本日治時期的戳章簿,一本是到日本廣島旅遊所蓋的風景戳章,其中還寫有戳章簿主人名字「廖春華」,以及同行者數人的簽名;另一本則全是台灣的戳章,有景點,也有「始政四十周年記念台灣博覽會」的戳章。這兩本戳章簿的封面,和《台湾一周紀念旅行》一樣,都是織錦包裝,並有白底籤條可供書寫標題,例如其中一本就寫著「足跡」;內頁則是採用連續頁的經摺裝裱,用的是吸墨性較佳的厚宣紙,無怪乎這些數十年前所蓋下的戳章,至今多數圖案輪廓仍然清晰,甚至還看得出顏色深淺層次,令人讚嘆。

張良澤回憶,當時台灣高中生的畢業旅行地點幾乎都是日本,而在日本的書店裡就有販賣這種戳章簿,這種盛行集印的風潮,對於台灣人蒐集戳章的風氣,可說是一大推力。

上圖為造型趣味的火車搭乘紀念戳章,可看出搭乘區間。©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左下圖為日治時期台南開山神社明信片,正面蓋有「臺南駅落成記念」、圖案繁複精緻的戳章,蓋印日期是昭和11年(1936年)10月27日。©張良澤收藏/右下圖為基隆車站的專屬戳章。©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上圖為造型趣味的火車搭乘紀念戳章,可看出搭乘區間。©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左下圖為日治時期台南開山神社明信片,正面蓋有「臺南駅落成記念」、圖案繁複精緻的戳章,蓋印日期是昭和11年(1936年)10月27日。©張良澤收藏/右下圖為基隆車站的專屬戳章。©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1935年台博會 
新奇課程戳章創意與樣式百花齊放

早年除了景點、車站、來往台日兩地的商船、旅館等,日治時期舉辦的各式展覽會、博覽會,也提供紀念戳章供人免費蓋印。其中規模最大的「始政四十周年記念台灣博覽會」,當年的臺灣總督府還特別正式對外徵選官方樣式的戳章,此外,遍布台灣各地的展覽會場以及周邊的商店也自行設計戳章,讓參觀的民眾做紀念。

作家陳柔縉《一個木匠和他的台湾博覽會》一書,就是介紹當年一位木匠楊雲源,在50天的會期中,所蒐集到的三百多個戳章,多元的樣式,展現出百花齊放的活力,圖案設計風格各異,高度的創意、趣味的巧思,讓許多集印愛好者恨不得能夠穿越時空,盡情地蒐集只有那個年代才有的圖案元素、設計美感與時代印記。

雖然現代的紀念戳章少見日期標示,但是它的魅力百年來不曾稍減。許多人為了蒐集紀念戳章,不僅特別準備專用集印本,甚至會以集印為旅行主要目的,以集滿、集好為目標,為自己的旅途軌跡,留下難忘的記憶。

(左圖及右上圖)這兩個戳章出現在「始政四十周年記念台灣博覽會」,左圖是「龜甲萬醬油販賣株式會社」提供的戳章。©楊雲源家族收藏/右上圖是糖業館。©張良澤收藏。/(右圖)日治時期專門用來集印的戳章簿。©張良澤收藏

(左圖及右上圖)這兩個戳章出現在「始政四十周年記念台灣博覽會」,左圖是「龜甲萬醬油販賣株式會社」提供的戳章。©楊雲源家族收藏/右上圖是糖業館。©張良澤收藏。/(右圖)日治時期專門用來集印的戳章簿。©張良澤收藏

參考資料

1.訪談: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副研究員陳怡宏、研究助理林佳蓉、真理大學台南校區台灣文學資料館名譽館長張良澤
2.林佳蓉(2016),〈從《台湾一周紀念旅行》看 1930 年代日人的臺灣旅遊〉,〈凝結旅遊回憶── 日本時代的紀念戳章 〉,均出自《臺灣風物》六六卷三期
3.張良澤,日治時期(1895-1945)繪葉書【臺灣風景明信片】系列書籍共五大本,其中《全島卷》上、下,以及《花蓮港廳.臺東廳卷》,由國立臺灣圖書館出版,《臺南州卷》上、下由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出版
4.陳柔縉(2018),《一個木匠和他的台湾博覽會》,麥田出版
5.片倉佳史(2008),《台灣風景印》,玉山社出版

阿公阿嬤的小時候讀什麼課本?

2018-03

人之初,性本善

阿公阿嬤的小時候讀什麼課本?

「人之初,性本善……」《三字經》是許多人小時候共同的學習教材。其實在清領時期,它已經是私塾常用的課本。從清領、日治時期、一直到國民政府來台後,台灣的兒童啟蒙教材與小學課本究竟有何改變?所扮演的功能與樣貌又是如何?

文|李偉麟  

過去提到小學讀過的課本,大家都能琅琅上口背出:「天這麼黑,風這麼大,爸爸捕魚去,為什麼還不回家?」這曾是許多世代的共同學習記憶。不過,回溯清領時期,由於教育資源珍貴,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到稱為「書房」的私塾上學,而且也沒有統一的教材。

《取書包,上學校》作者黃震南表示,當時到書房讀書學習,除了參加科舉考試,另一個目的就是善用知識的力量,擺脫「青盲牛」(tshenn-mê/tshinn-mî-gû,指不識字的人)的命運,希望儘快出社會,擔任帳房夥計,謀得生計。

到書房學記帳和寫信

當時,私塾裡的老師所使用的課本,除了俗稱「三百千千」的入門教材:《三字經》、《百家姓》、《千家詩》及《千字文》, 更有教人識字、記帳的雜字書, 以及如何寫信的「尺牘書」等。

由於要懂得記帳,除了學會數學,還必須要認得各種物品、農漁產品的名稱。在當時較接近「數學」的教材是算術課本,其中較為通行的是教人如何打算盤的《指明算法》。課本上繪製的算盤,上排有2顆算珠、下排5顆,這種算盤是16進位,可算斤兩,與現代常用的日式算盤不同。

其次,比較流行的識字與記帳啟蒙教材則是雜字書。這類教材淺顯易懂,幾乎無說教、不用典故,直接分類呈現各種日常用字,並發展出圖解,相當生動。例如,客家人用《四言雜字》,內容如「將帥俊傑,聖賢仙佛……」;閩南人流傳最廣的雜字要屬《千金譜》,起首的「字是隨身寶,財是國家珍……」,至今仍是許多長輩們能夠琅琅上口的內容。

至於「尺牘書」的出現,可上溯至明清時期,因應工商業發達,人與人之間需要靠書信作為溝通的媒介。書中內容通常會並列去信與回信,作為一般書信撰寫的範本,例如有「父與子信」,就一定會有「子與父信」,父與子寫信給彼此,以供對照。

教人寫信的傳統「尺牘書」,會將去信與回信並列,供讀者對照使用。©黃震南

教人寫信的傳統「尺牘書」,會將去信與回信並列,供讀者對照使用。©黃震南

客家人用的四言雜字《繪圖訂正萬字文》,部分文字以圖解輔佐說明,相當生動。©李增昌

客家人用的四言雜字《繪圖訂正萬字文》,部分文字以圖解輔佐說明,相當生動。©李增昌

有別於傳統書房的新奇課程

到了日治時期,除了開設在廟宇一角或先生家中廂房的私塾,小朋友還多了一個上課的地點,就是獨立辦學的新式「小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所長許佩賢指出,新式小學提供傳統書房所沒有的唱歌課、體育課、圖畫課,下課時間可以到外面盪鞦韆、玩遊戲,還有理化實驗、幻燈片及電影的播放,以及能在學校用顏料的圖畫課等,不但課程新奇有趣、課本變漂亮,還會按課表上課,同時也能接觸到班級團體的新人際關係。

有趣的是,這些新式課程雖深具吸引力,家長卻認為去上學就應該好好讀書,因此,日治初期,許多家長會讓孩子早上去新式小學讀書,下午仍舊到私塾學習漢文。隨著新式學校逐漸被民眾接受而學生增加,臺灣總督府對私塾也多加限制,去私塾讀書的人則日漸減少。

圖畫課本帶來美學新體驗

在日治時期新式小學的新奇課程中,圖畫課帶來了許多新技法與美學觀念。翻閱當時使用的《初等圖畫》課本,可看到包括用彩色顏料畫畫、學著用製圖器具繪製「幾何畫」、在寫生課培養出觀察能力、畫靜物學習光影、透視法和構圖,也接觸到裝飾文字、海報、賀卡等美術設計的觀念等,這些都是傳統書房時期所沒有的課程,可說是開啟台灣接觸現代美術觀念的契機。

由以上童蒙教材與小學課本的演進,可感受在不同的時代,成人們對兒童接受教育的目的,有著不同的期許:傳統書房時期,重視傳遞當時的價值觀、思考型態與生活技藝,後者則在前者的基礎上,帶來了西方文明的知識體系與方法。直到如今,不論教材如何與時俱進,小學教科書的歷史地位始終沒有改變,它仍持續形塑我們對世界最初的看法,是引領每個孩子進入未來的重要通道。

日治時期的小學圖畫課,引入西方的透視、幾何畫與寫生等技法,開啟台灣接觸現代美術觀念的契機。©國立臺灣圖書館

日治時期的小學圖畫課,引入西方的透視、幾何畫與寫生等技法,開啟台灣接觸現代美術觀念的契機。©國立臺灣圖書館

參考資料

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所長許佩賢書面訪談
2.「活水來冊房」主持人黃震南訪談
3.許佩贀(2012),《太陽旗下的魔法學校》,東村出版
4.黃震南(2014),《取書包,上學校》,獨立作家出版
5.《繪圖訂正萬字文》,鴻章書局石印,前輩攝影家、客籍耆老李增昌提供影印本
6.經典雜誌編著(2006),《臺灣教育400年》,經典雜誌出版
7.黃雯瑜、蔡蕙頻、張谷源(2008),《二ΟΟ八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專輯》,國立臺灣圖書館出版

從剃頭擔子到現代美髮,剪不斷的時代記憶!

2018-02

從剃頭擔子到現代美髮,剪不斷的時代記憶!

上髮廊是現代人習以為常的生活習慣,但是不同時代對於理髮的觀念卻有很大的不同。從早期師傅在路邊幫大家剃頭、到巷口的傳統理髮廳,再到現代美髮店,從講究衛生到追求流行,如今「理髮」不再只是打理門面,更是實踐自我風格的象徵,唯一不變的是人類對於三千髮絲的煩惱,不曾停歇。

文|李偉麟  

談起理髮,許多中年男士可能還有小時候被帶去傳統理髮廳,坐在橫架於專業理髮椅扶手上的洗衣板或木板,任由師傅剃成平頭或光頭的鮮活記憶;女生的頭髮則通常由媽媽或長輩在家裡操刀,剪成「西瓜皮」,或多或少都有被剪到耳朵喊疼的經歷!

早在清領時期,台灣就有理髮的觀念,挑著擔子的剃頭師傅在路邊攬客、收費理髮;日治時期因提倡「斷髮放足運動」,鼓勵女性自「裹小腳」的桎梏中解放,男性則剪去長且不易清潔的辮子,於是短髮開始成為主流,也漸漸萌生「髮型」的概念。

日治時期引進新式理髮廳

之後,日本人也開始在台開設新式的男士理髮廳,強調現代化設備、新式裝潢及衛生觀念, 例如從日本引進可以將靠背搖下的男士理髮座椅及推剪,或者裝設電風扇吸引顧客,此外,也提供修面與剃鬍子等附加服務。不過,由於當時吹風機的使用尚未普及,在髮型塑造上有一定難度,變化較少,故多以「西裝頭」為主,是當時時尚的象徵。

新式自動理髮椅,側邊(圖左突出椅身處)有一個像船舵的轉盤,可用以控制椅子傾斜角度,方便修容剃鬍。©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新式自動理髮椅,側邊(圖左突出椅身處)有一個像船舵的轉盤,可用以控制椅子傾斜角度,方便修容剃鬍。©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至於,台灣早期理髮師口中所說「電頭鬃」(tiān-thâu-tsang)的燙髮技術,最早可追溯至30年代。而許多男性長輩熟悉的電棒燙,據南投縣男子理髮商業同業公會前理事長李平原回憶,大約興起於國民政府來台後,是當時台灣流行的電燙方式;當年他還特地請廠商來教學,邀集同業一起來學習。

不過,同一時期還保有用木炭為燃料,將大火鉗燒熱後,再捲頭髮的古早味燙髮方式, 施行時需要特別小心,以免不慎燒焦頭髮。樹德科技大學流行設計系助理教授陳冠伶指出,一直到60年代,還盛行著此種不需用電和化學藥劑的燙髮。

黃金田所繪《彼當時的燙髮》。直到60年代,還盛行著用木炭燒熱的火鉗燙髮的方式,既不用電也不用化學藥劑,燙髮時那股濃濃的燒焦味,是許多老一輩人難忘的回憶。©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黃金田所繪《彼當時的燙髮》。直到60年代,還盛行著用木炭燒熱的火鉗燙髮的方式,既不用電也不用化學藥劑,燙髮時那股濃濃的燒焦味,是許多老一輩人難忘的回憶。©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美髮場所男女有別  業務涇渭分明

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教授林美容回憶,小時候家裡都會有一把剃刀,女孩子跟小男生的頭髮都由媽媽自己理,男士則到傳統理髮廳的「剃頭店」(thì-thâu-tiàm)去打理門面,而且這些理髮廳多半開在戲院對面,除了因為人潮眾多,另一個原因是當時的戲院多為男女約會場所,整理好儀容後,可以接著約會。

李平原也補充,早年曾有女性顧客想要光顧,被他委婉拒絕,因為當時傳統理髮廳與女子美容院,業務是涇渭分明的,「傳統理髮廳是專為男士服務。」

日治時期引入新式理髮方式與設備,也提供修面與剃鬍子等附加服務。圖為當時設於台南的「石原理髮館」。©國立臺灣圖書館

日治時期引入新式理髮方式與設備,也提供修面與剃鬍子等附加服務。圖為當時設於台南的「石原理髮館」。©國立臺灣圖書館

對髮型的想像來自偶像明星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陳怡帆表示,「依個人的臉型特色、髮質特性、生活習慣、個性和職業形象需求等條件,量身打造的髮型設計概念 ,在80年代才慢慢進入台灣。」在此之前,人們對髮型的想像,大部分是模仿受歡迎的電影或電視明星,尤以50、60年代為盛,形成滿街幾乎都是單一髮型樣式的流行現象。

例如主演電影《茉莉花》獲得第17屆金馬獎影帝王冠雄所掀起的「オールバック」(All Back,即「往後梳」的油頭)造型,年輕人爭相模仿,許多男士理髮廳都會張貼王冠雄的海報以吸引顧客上門。 另外,來自西方文化「貓王」的飛機頭也頗受歡迎。李平原回憶,日本演員石原裕次郎的髮型也曾風靡一時,俗稱「石原頭」,而女性流行的髮型則有赫本頭、法拉頭等。

人們對髮型的想像,由上一代模仿電影與電視明星的單一流行典範,到現在可量身打造的個人風格展現,見證了世代美學的演進;而在大街小巷仍然屹立著的傳統男子理髮廳與女子美容院,則如同一條時空隧道,帶領我們回味上一代的青春與時尚。

日治時期出現各式各樣的美髮材料 ,髮油除了塑型效果,還具有護髮、養護頭皮的功效。©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日治時期出現各式各樣的美髮材料 ,髮油除了塑型效果,還具有護髮、養護頭皮的功效。©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參考資料

1.樹德科技大學流行設計系助理教授陳冠伶訪談
2.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教授林美容訪談
3.南投縣男子理髮商業同業公會前理事長李平原訪談
4.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陳怡帆訪談
5.陳怡帆(2008),《個人風格的追尋(身體的風格化歷程)—以美髮行為討論日常生活美學實踐》,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6.杜勝男(2014),《工具理性下臺灣理髮業的變遷》,國立臺南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查詢吉日吉時?農民曆告訴你!

2018-01

查詢吉日吉時?農民曆告訴你!

舉凡嫁娶、搬家、安床,甚至理髮等人生大小事,不少人習慣先看一下《農民曆》,挑選吉日行事,希望帶來好運。流傳民間悠久的《農民曆》(或稱黃曆)可說是最多人使用參考的生活百科,如今手機App也被開發應用,增加不少便利性,唯一不變的是滿足從古至今人們用以安心行事的心靈寄託。

文|李偉麟  

你看過、用過《農民曆》嗎?不論來源是寺廟、中藥行或親友贈送,打開《農民曆》,除了每日宜忌、吉時、財神方位等,還有十二生肖運勢、安太歲的提醒、嬰兒及公司行號命名筆畫吉凶參考等,甚至還附捷運路網圖、星座等資訊,對照過去封底常見繪製有「食物相剋中毒圖解」及在第一頁出現的「春牛圖」,從《農民曆》的轉變,也能看見隨時代演進,民眾生活習慣改變的軌跡。

(左)日治時期,曾對台灣的《農民曆》做出變革,加入格利里的太陽曆曆法,以及潮汐時刻、節氣所產蔬果等現代化的用法,所發行的《臺灣民曆》刊行逾三十年。(中、右)不少公司行號、農會、鄉鎮公所等機構與單位自行印製《農民曆》,免費贈送民眾。©陳志昌

(左)日治時期,曾對台灣的《農民曆》做出變革,加入格利里的太陽曆曆法,以及潮汐時刻、節氣所產蔬果等現代化的用法,所發行的《臺灣民曆》刊行逾三十年。(中、右)不少公司行號、農會、鄉鎮公所等機構與單位自行印製《農民曆》,免費贈送民眾。©陳志昌

春牛圖   古代用圖畫說明的天氣預測

現在我們拿到的《農民曆》,第一頁有一欄「春牛/芒神服色」的文字敘述,在過去是以圖繪呈現,稱為「春牛圖」,是古代的一種天氣預測,讓農民能夠透過圖繪了解一整年的雨水預測,以及該年所屬的天干地支。

圖中有一頭牛和一位牽牛的人(芒神),芒神相傳是耕作之神。例如,芒神站在牛前,代表立春在大年初一的前5日;如果芒神站在牛後則是後5日,還有,芒神光著雙腳,表示來年的雨水多;若是雙腳穿鞋,代表雨水少;捲起褲管,則有水災。

「春牛圖」以圖解方式表達對天氣的預測,圖中的芒神有無穿鞋,代表對雨水量的看法。 ©陳志昌

「春牛圖」以圖解方式表達對天氣的預測,圖中的芒神有無穿鞋,代表對雨水量的看法。 ©陳志昌

食物相剋中毒圖解  缺乏現代醫學根據

小時候,阿公、阿嬤常叮嚀,柿子和螃蟹不能夠一起吃、吃生魚片不能夠喝牛奶,否則會中毒等說法,這些食禁說法,有部分來自早年《農民曆》刊載的「食物相剋中毒圖解」。

研究台灣民間食禁文化與《農民曆》的陳志昌指出,由於缺乏現代醫學的深究與考證,這類圖解並不具有醫學參考價值。不過,若以現代醫學的理論來解讀,柿子中的單寧酸,與螃蟹的蛋白質相遇,容易造成消化不良,而其他食禁,有些則是造成過敏等身體的不良反應。這類圖解可視為早期醫學不發達,透過案例累積,用簡單明瞭的方式,減少民眾因食物影響健康的提醒方式。

「食物相剋中毒圖解」的說法,雖然未經現代醫學的考證,卻是上一個世代的共同記憶。 ©陳志昌

「食物相剋中毒圖解」的說法,雖然未經現代醫學的考證,卻是上一個世代的共同記憶。 ©陳志昌

你安太歲了嗎?  「太歲」原意是星辰方位

每年拿到《農民曆》,許多人會先關心自己所屬的生肖是否需要「安太歲」。國際道家學術基金會執行長林俊寬指出,原本「太歲」指的是星辰的方位,與生肖的關係並不大,現在流傳的「安太歲」說法,其實是一種延伸的用法,不過對人心也能夠發揮安定的作用。

每年《農民曆》的內容,多由民間印刷業者主導,向撰寫「通書」的人士購買內容,再加入生活常識等編製而成,但通書作者各有不同門派與傳承,故有不同見解。所謂通書,指的是「曆書」,早期民間流通的《擇日通書便覽》,為求淺顯易懂,編撰來源多綜合清初的《時憲書》、明代流傳的《鰲頭通書》,以及由清乾隆皇帝欽定的《協紀辨方書》等。《農民曆》採用的曆法是經過代代演變而來,直到清朝才底定了現代農民曆的樣貌;到了日治時期,加入了格利里曆(Gregorian Calendar),也就是西方太陽曆的用法,一直沿用至今。

《農民曆》累積了上千年的天文、曆法與生活智慧,是電腦發明之前的生活大數據,也是農業時代重要的耕種指引,雖是昔日生活的指導工具,然而對許多現代人而言,依舊在生活中發揮著指引與安定的力量。

參考資料

1.國際道家學術基金會執行長林俊寬訪談。
2.林俊寬(1994),《風水·景觀·藝術與科學-萬年用擇日寶典》,匯澤印刷。
3.林俊寬(2014),《風水知識集成》,榮晟印刷。
4.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臺北醫學大學護理系學士陳志昌訪談。
5.陳志昌(2008),《台灣民間食禁文化之研究——以「食物相剋中毒圖解」為討論中心》,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6.白漢忠編著(2006),《黃曆101問》,好讀出版。
7.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沈明謙訪談。

有光就可以說故事!戲說皮影戲

2017-12

有光就可以說故事!

戲說皮影戲

長方形的戲台上,電燈泡發出的黃色燈光下,演師操作手中的兩支木桿,影偶就由站姿變坐姿,或是飛躍彈跳,再加上後場樂師的弦曲鑼鼓聲,台下的觀眾便跟著進入戲中情境了,這就是皮影戲的魅力。

文|李偉麟

剛吃過晚飯,人們紛紛走向廟前廣場,陸陸續續來到戲棚前。主演、助演與樂師各就各位。豐年,或是家境殷實的人家,遇有節慶,常常會請來歌仔戲團與皮影戲團同時演出,戲團之間「打對臺」的競爭氣氛瀰漫在空氣中,就看誰演得精采,觀眾就往哪個戲棚移動。

 

皮影戲曾風靡大街小巷,圖為1955年3月17日,東華皮影戲團在彰化水尾新港戲院演出盛況。©東華皮影戲團

皮影戲曾風靡大街小巷,圖為1955年3月17日,東華皮影戲團在彰化水尾新港戲院演出盛況。©東華皮影戲團

台灣皮影戲團集中南台灣
舊時高雄彌陀地區有「皮戲窟」之稱

台灣的皮影戲源於中國大陸,藉由移民散播於南台灣。由於文獻所記載的戲團,大都在高屏地區,尤以舊時的高雄彌陀地區(包括現今的彌陀、茄萣到援中港一帶,以及永安與梓官)為盛,被稱為「皮戲窟」。台南市中西區的普濟殿於清嘉慶24年(1819年)所立的石碑文字有2條禁令,其一為禁演皮影戲:「大殿前埕,理宜潔靜,毋許穢積以及演唱影戲⋯⋯」,印證了皮影戲在台灣生根的歷史。

傳統皮影戲偶為黑、紅、綠3色,經描稿、雕刻、壓平、染色、裝桿等繁複工序,供演師做出合乎人體工學的動作。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傳統皮影戲偶為黑、紅、綠3色,經描稿、雕刻、壓平、染色、裝桿等繁複工序,供演師做出合乎人體工學的動作。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寺廟做公戲 培養出「百年戲約」

皮影戲多為民俗節慶的酬神演出,常在鄉里間廟宇搭臺演出,由於劇種特殊、劇場結構簡單、演員數較少、戲金較便宜等因素,常常成為請戲主青睞的對象。由寺廟爐主出面邀請戲班演戲的稱為「公戲」,不少戲團因此與廟方培養出長年情誼,凡是廟會做戲,一定找該戲團來演,有如「百年戲約」。

私戲則由個人邀請,如還願、祝壽、新居落成,還曾有人請皮影戲班演出當做賀禮。較特別的是,由於南台灣沿海地區遍布魚塭,富有的魚塭主人,有在每年農曆11月16日「謝塭尾」的習俗,請來皮影戲團演出,酬謝十方諸神保佑魚塭養殖順利。

皮影戲演出除了怕下雨外,開演前,也怕白幕被小孩用石塊打破或穿孔。此外,由於皮影戲戲台構造簡單,只需圍三面,影偶、劇本很容易被觀眾摸進戲台偷走,這些都是讓戲班苦惱的狀況。演出時通常一次演兩場,演到半夜,有時回響熱烈,得演到天亮才散戲。

傳統皮影戲的劇本都是手寫。圖為東華皮影戲團第五代團主張德成閱讀上一代留下來的劇本。 ©東華皮影戲團

傳統皮影戲的劇本都是手寫。圖為東華皮影戲團第五代團主張德成閱讀上一代留下來的劇本。 ©東華皮影戲團

突破傳統側面造型
正面皮偶展現台灣創意

在台灣和中國大陸潮州的民間還會稱皮影戲為「皮猴戲」,可能是來自影偶造型確有幾分與猴神似的味道。由於必須貼著影窗操偶,因此影偶為「側面」,也就是所謂的「五分相」。學者石光生指出,高雄大社鄉的東華皮影戲團曾突破傳統,發展出「六分相」以上甚至「正面」的皮偶,是台灣皮影戲的創意。

製作出超越側面「五分相」,趨近正面的影偶,是台灣東華皮影戲團獨有的創意。圖為「六分相」影偶。©東華皮影戲團

製作出超越側面「五分相」,趨近正面的影偶,是台灣東華皮影戲團獨有的創意。圖為「六分相」影偶。©東華皮影戲團

戰後皮影戲曾出現進入商業劇場演出的黃金期,甚至成為勞軍的節目,還在上世紀70年代赴美巡演,造成轟動;但仍不敵電視崛起等大眾消費娛樂方式的改變,皮影戲逐漸退出商業劇場。雖然皮影戲棚下萬頭攢動的景況已不多見,然而在影窗上栩栩如生的皮偶,仍然向我們述說著代代相傳的故事,只要有光,就不會消失。

參考資料

1.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劇藝發展組科長楊雅雯訪談
2.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戲劇學系教授石光生訪談
3.石光生(2017),〈臺灣皮影戲的歷史分期〉
4.石光生(1995),《皮影戲:張德成藝師》,教育部發行
5.石光生(1998),《皮影戲藝師:許福能生命史》,高雄縣立文化中心出版
6.林永昌、石光生(2008),《福德皮影劇團發展紀要暨圖錄研究》,高雄縣政府文化局出版
7.郭瑞鎮(2003),《影偶之美:高雄縣皮影戲館典藏目錄》(1),高雄縣政府出版
8.張能傑(2017),〈臺灣皮影戲商業劇場研究—以高雄東華皮影戲團為例〉,《高雄文獻》第7卷第2期,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印行
9.高雄市皮影戲館官方網站:http://kmsp.khcc.gov.tw/

上車剪票格、下車拉鈴繩!記憶中的公車懷舊風景

2017-11

上車剪票格、下車拉鈴繩!記憶中的公車懷舊風景

用App看公車何時到站、悠遊卡付車資……現代人熟悉的搭車模式,很難想像過去搭公車是有「隨車售票員」負責剪票、驗票與補票,甚至報告站名、嗶哨指揮車子的。回憶公共汽車上的時光,了解公車文化演進,也是記憶庶民生活史的重要環節之一。

文|李偉麟

日治時期鼓勵人們搭公車遊覽,例如推出往來台北市、士林、北投、草山之間的循環巴士,方便人們到北投、草山溫泉公共浴場一遊。©國立臺灣圖書館

日治時期鼓勵人們搭公車遊覽,例如推出往來台北市、士林、北投、草山之間的循環巴士,方便人們到北投、草山溫泉公共浴場一遊。©國立臺灣圖書館

發車時刻表。©楊燁

發車時刻表。©楊燁

上車要剪車票、下車要拉鈴,你記憶中的搭公車景象是否有這一段?五、六年級生或許還曾遇過小時候在雨天擁擠而顛簸的公車上,看過有乘客直接用傘勾鈴繩,差點把繩子拉扯下來的窘況;在還沒有捷運的年代,公共汽車是人們主要的移動方式之一,車上不僅有人生百態,更乘載了無數人的青春回憶。

針對小學生發行記名式車票回數券

台北市是台灣最早出現公車的城市。1913年,由日人高松豐次郎規畫運行台北市區到北投路線,但車資很高,一般人沒有能力利用公車代步。之後,桃園、新竹、台南陸續開辦公車業務,1930年台北市市營巴士開業,而高雄市市營巴士則在1940年開辦。

台北市市營巴士開業時,有9條營業路線,並且發售「回數乘車券」,也發售專供小學生使用的記名式「特別回數券」;1935年增加了回數券的種類,有13回、28回、75回,且此時台北市公車營業路線已大致完整,以城內為中心,呈放射狀運轉,因便利性提高及票價不高,即使是一般大眾也有能力搭乘。

1935年,設立於台北市菊元百貨前的台灣第一個交通號誌,以提高民眾交通安全常識。©國立臺灣圖書館

1935年,設立於台北市菊元百貨前的台灣第一個交通號誌,以提高民眾交通安全常識。©國立臺灣圖書館

「牛頭公車」(圖左)因引擎蓋前伸的造型像牛頭而得名。台北市公車處民營化後的大都會客運,還曾製作「牛頭公車」模型發售。©聯合知識庫\陳明輝攝

「牛頭公車」(圖左)因引擎蓋前伸的造型像牛頭而得名。台北市公車處民營化後的大都會客運,還曾製作「牛頭公車」模型發售。©聯合知識庫\陳明輝攝

票亭什麼都賣 儼然當年便利超商

公車的造型與硬體設施變化,也在許多人心中留下難忘的回憶。例如日治時期到戰後的「牛頭公車」,因引擎蓋前伸的造型像牛頭而得名,曾經使用過福特、雪弗蘭、豐田、日野、五十鈴等品牌,其面對面擺設的座椅則被稱作「相親式座椅」,是不少老一輩人的青澀回憶。

台北市公車在1977年實施聯營前,由各家公車業者自行發售車票,1950年陸續設立的公車票亭,除了方便人們購買車票,也販售報紙、飲料、底片、便當及雨傘等商品,可說是那個年代的「便利商店」。

至於剪票制度則在1994年廢除後,改成投現,從此搭車不再購票,公車變成駕駛員一人服務車,不再有隨車人員,公車票亭也在2002年全面拆除後走入歷史,象徵著上世紀的公車文化,隨著捷運悠遊卡的發行、軌道交通興起等趨勢變化,駛向了新的里程碑。

乘客上車持車票給車掌一格一格剪票,是昔日難忘的回憶。圖為學生定期車票及剪票夾。©鄭序華

乘客上車持車票給車掌一格一格剪票,是昔日難忘的回憶。圖為學生定期車票及剪票夾。©鄭序華

參考資料

1.大都會客運調管課專員彭啟華訪談
2.台灣巴士文化協會發起人之一鄭序華訪談
3.懷舊文史達人張哲生訪談
4.沈方茹(2003),《台北市公共巴士之發展(1912-1945年)》,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5.《幸福巴士:發現秘境體驗共乘美好時光》(2014),交通部公路總局出版
6.蔡蕙頻(2013),《好美麗株式會社:趣談日治時代粉領族》,貓頭鷹出版
7.楊啟正(2017),《臺灣市街電車夢》,玉山社出版
8.卞鳳奎(2011),《臺北市大安區志》,臺北市大安區公所出版
9.台北市市議員林晉章官方網站(http://www.ilovetaipei.com.tw/in-the-news/jiu-shi-yi-nian-du/jiaotongranggongchepiaotingzhendewanquanbuliuhenji)

中獎囉!愛國獎券見證昔日席捲全台的發財夢

2017-10

愛國獎券圖像見證台灣記憶

中獎囉!愛國獎券見證昔日席捲全台的發財夢

現今的彩券只有數字,但你可知塵封在上世紀、共發行1171期的愛國獎券,原圖多是手工細膩繪製,同時由於圖像具有見證台灣發展的價值,因此吸引不少藏家出手蒐集;「中愛國獎券」也成為當時升斗小民們寄託致富美夢的流行語。

文|李偉麟.圖片提供|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謝招治女士所繪的市井小販圖,圖中除了賣鞋、補襪的小攤子,還可見到販賣愛國獎券的小攤販。

謝招治女士所繪的市井小販圖,圖中除了賣鞋、補襪的小攤子,還可見到販賣愛國獎券的小攤販。

以金錢做為彩券獎品的歷史,可上溯16、17世紀的歐洲,義、法、荷、德、英等地都曾有發行紀錄,發行者則包含政府或民間。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發行「臺灣彩票」時,東亞的其他地區還沒有官方彩券出現,然而,這批在1906年發行的臺灣彩票,卻因投機者哄抬彩票價格、偽造號碼詐騙彩金,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前後只短短發行了5期,就此停售。

首期政府刊廣告 保證如期開獎

愛國獎券的前身是1949年國民政府開始勸募的「愛國公債」,目的是為了充裕國家財政,但由於當時募到的金額,只有預定目標9千萬元的1/3,後來改發行愛國獎券,所得用來作為公共建設與社會福利之用。第1期在1950年4月開始發售,當時為了取信於民,政府甚至一連數天在各大報刊登廣告,保證會如期開獎,絕對不是「空頭支票」,而且也不會對得獎者募款,希望可以獲得社會民心的支持。第1期每張售價15元,當時一台斤蓬萊米僅約七、八角,由於定價過高,市場反應並不熱烈,於是第2期開始調降為5元,再加上最高獎金20萬元,足以在台北市區買一幢房子。由於有足夠的吸引力,自此愛國獎券進入人們的生活,人人都希望成為中第一特獎的幸運兒,實現夢想、翻轉命運。

愛國獎券第1期的發行張數為1萬張,採直式鈔券式設計,由臺灣省政府委託臺灣銀行發行。第1期對獎號碼為5位數外,其餘各期皆為6位數。

281期之前的愛國獎券票面設計皆為直式。

282期始改為橫式,且由畫家梁又銘等人參與繪製。

自第282期直式改橫式
券面設計藏趣味

愛國獎券一開始是直式,一直沒有脫離當時紙鈔的影子,直至第282期(1962年)改為橫式,並由原本委託中央印製廠設計主題圖像,改為請知名畫家梁又銘繪製,到了1971年10月,另一位畫家林幸雄接手,直至最後一期。

此外,由票面設計元素,也可看出發行年代的不同。例如一般人心目中最重要的開獎日期,直到第242期(1960年)才印製在券面上;又為了因應發行量的增加,自第315期(1963年)開始,由單張改為同號多聯式發售,在券面上以天干「甲」、「乙」、「丙」等區分。這麼一來,即使發行量超過百萬張,獎券的號碼也不會因此變成7位數,令民眾覺得中獎機率變低而降低購買慾。

愛國獎券 圖像演進四階段


圖像主題四階段演進
走進昔日台灣時光隧道

至於具有台灣記憶價值的圖像主題,依時代演進大致分為4個階段,見證著台灣社會由威權時代逐漸走向多元繁榮的歷程。第一個階段是反共復國時期,以中國和台灣的古蹟名勝為主;第276期(1961年11月)進入第二階段復興中華文化時期,故宮國寶出現最多,還有國民生活規範、三軍,也開始有台灣水果,以及農耕、採茶、捕魚、林業、手工藝品等。

第599期(1971年8月)開始,則來到第三階段的發揚儒家精神時期,並藉此鼓吹愛國精神;到了第1108期(1985年10月)之後,稱為社會多元繁榮時期,包括十大建設、國民住宅、各項運動等,都成為繪製的主題。

(左圖)第一階段的圖像設計透過名勝古蹟和激勵標語,呈現穩定平和的社會景象。(右圖)第二階段的圖像設計除了故宮收藏,節日慶典也會固定出現,特別是與國家政治相關的節日。

(左圖)第一階段的圖像設計透過名勝古蹟和激勵標語,呈現穩定平和的社會景象。(右圖)第二階段的圖像設計除了故宮收藏,節日慶典也會固定出現,特別是與國家政治相關的節日。

(上圖)第三階段為了發揚儒家精神,券面設計多為符合忠孝節義、強調人倫五常的人物故事。(下圖)第四階段的設計重點多反映出經濟建設帶來的繁榮景象,國家建設為此一時期的圖像重點。

(上圖)第三階段為了發揚儒家精神,券面設計多為符合忠孝節義、強調人倫五常的人物故事。(下圖)第四階段的設計重點多反映出經濟建設帶來的繁榮景象,國家建設為此一時期的圖像重點。

由大陸救濟災胞總會發行的《鑽石救災獎券》,中獎者於上午9點開始在臺灣銀行營業部愛國獎券經銷部領獎。©聯合知識庫\陳明輝

由大陸救濟災胞總會發行的《鑽石救災獎券》,中獎者於上午9點開始在臺灣銀行營業部愛國獎券經銷部領獎。©聯合知識庫\陳明輝

姊妹券《鑽石救災獎券》
特獎淨重17.02克拉

除了愛國獎券,許多由政府發行的其他彩券,堪稱愛國獎券的姊妹券,比如《節約救國有獎儲蓄券》、《八七災區復興建設有獎儲蓄券》等,其中1955年發行的《鑽石救災獎券》,由特獎到七獎全是鑽石,特獎淨重17.02克拉,頭獎也有14.98克拉。《鑽石救災獎券》一共賣出18萬張,幸運的特獎得主是一名38歲的未婚海軍中尉。

還有一種贈獎幸運券,也就是許多人兒時回憶的「殺豬運動」 ,由於當時存硬幣的撲滿造型多為豬隻,因而得名。該活動是鼓勵各校國中、小學生繳存一元硬幣到郵局,一百枚就可以獲得幸運券一張,多繳多送,一共發行了30萬張幸運券,頭獎是大同彩色電視一台。

愛國獎券最後一期在1987年12月27日開獎,這一年,台灣宣布解嚴;而第一期發行的前一年,政府頒布戒嚴令。愛國獎券記錄了戒嚴時期獨特的台灣風貌與經濟成長,當它塵封在上世紀的時空中,圖像中的意識形態也隨著時光褪去,留下的是一段段值得收藏與懷念的台灣記憶。

舉國矚目的最後一期,第1171期愛國獎券開獎實況,在開出一組頭獎號碼時,搖獎機突然故障,臺銀宣布臨時更換搖獎機。©聯合知識庫\吳景騰

舉國矚目的最後一期,第1171期愛國獎券開獎實況,在開出一組頭獎號碼時,搖獎機突然故障,臺銀宣布臨時更換搖獎機。©聯合知識庫\吳景騰

參考資料

1.劉葦卿(2005),《愛國獎券圖象研究》,國立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2.劉葦卿(2015),《臺灣人的發財美夢——愛國獎券》珍藏版,五南圖書出版
3.天南生(1907),〈歐洲彩券略史〉,《臺灣慣習記事》中譯本第七卷第三號,李榮南譯,日治時期臺灣慣習研究會原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譯發行(1993)
4.愛國獎券發行史料,財政部財政史料陳列室網站(http://museum.mof.gov.tw/ct.asp?xItem=3738&ctNode=33&mp=1)
5.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1950~1987發行之愛國獎券,http://memory.ncl.edu.tw/tm_cgi/hypage.cgi?HYPAGE=image_lottery_list.hpg&subject_name=1950%7e1987發行之愛國獎券&subject_url=image_lottery_list.hpg&project_id=lotery&dtd_id=10
6.聯合知識庫,http://udndata.com/ndapp/image/ImStory?topicid=2254&func=view&ChannelID=3&page=1

餐桌的酒知識!啤酒、米酒如何成為日常不可不知

2017-09

餐桌的酒知識!啤洒、米酒如何成為日常不可不知

夏日來一杯冰啤酒消暑,是許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由祭祀禮敬天地與祖先,到烹調入菜都少不了的米酒,更成為家家戶戶常備的民生必需品。啤酒、米酒等廣受歡迎的國產酒類,是如何進入我們的生活?

文|李偉麟

高砂麥酒想打造南國風情的意象,廣告使用了象徵台灣的香蕉。而由著和服的女性倒酒給著漢人服飾的女性,則有鼓勵女性享用啤酒之意,觀念相當開放。©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國人於夏季喜愛飲用的消暑飲料──啤酒,發源於中東地區,後普及於歐洲,最早進入台灣是在晚清,1860年代隨著開放台灣4個港口給外商通商貿易,啤酒也跟著來到台灣,當時只有一些外商、官員及與他們打交道的台灣居民,有機會嘗到啤酒的滋味。

由「喝馬尿」到消暑聖品
「bi-lu」原始發音來自荷蘭語  

直到日治時期,啤酒才逐漸普及於台灣人的生活。一開始是由日本進口,進口商經常舉辦各式促銷與推廣活動,台語將啤酒稱為「bi-lu」,是來自日文中外來語「ビール」的音變,而「ビール」一詞並非來自英文,而是從荷蘭語「bier」來的。

雖然台灣缺乏生產啤酒必需的天然原料:大麥芽和啤酒花,而且進口啤酒幾乎占有整個市場,但是日人仍然在台灣設立啤酒生產工場。1920年,台灣本土生產的「高砂麥酒」正式上市,它是台灣第一也是唯一的啤酒工場「高砂麥酒株式會社」生產的啤酒,也就是「台灣啤酒」的前身。

當年冰箱並不普及,不冰的啤酒,喝起來味道並不好,因此初嘗啤酒滋味的台灣人譏笑為「喝馬尿」。不過,台灣地處亞熱帶,這種爽口的低酒精飲料,推廣起來相對容易,1929年,台灣的啤酒年消費量達到了一千萬瓶以上,原因除了人們逐漸養成了飲用與消費的習慣,由日本進口的各家啤酒的激烈競爭,以及台灣本土生產的「高砂麥酒」搶攻市占率,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素。

瓶蓋集字換贈品
特獎100圓不惜血本促銷

高砂麥酒為了推廣,積極宣傳促銷,例如在1929年5月推出「創立滿十週年添附景品大賣出」的獎金與獎項活動,從特獎到5獎合計 7,120 個機會。特獎送20瓶高砂麥酒、獎金是破紀錄的現金100圓,當時一般工人月薪大約5圓;最小的5獎,獎金也有50錢,足夠一家人一天的飯菜錢。總計高砂麥酒投下總獎金18,000圓,可說是不惜血本。此外還有所謂的「集字遊戲」,分別集滿「高、砂、麥、酒、會、社」的瓶蓋,可以換啤酒一瓶或刷子一個,或是6個字當中,不論哪個字集滿10個,可換啤酒杯、手巾、香水等。

報章雜誌的廣告也很多,在一張彩色廣告中,可見到象徵台灣南國風情的香蕉,而由著和服的女性倒酒給著漢人服飾的女性,則有鼓勵女性享用啤酒之意(見P.33)。1937年5月7日的《臺灣日日新報》刊載一則高砂生啤酒的黑白廣告,可看出那個年代已把啤酒視為「消暑」、「心氣壯快、元氣旺盛」的聖品。

©國立臺灣圖書館

日治時期啤酒競爭激烈,這兩則取自《臺灣日日新報》的廣告,上圖為麒麟麥酒訴求「啤酒可能是你喝過最好的飲料了」;下圖的高砂生啤酒則訴求「消暑」及「心氣壯快、元氣旺盛」。©國立臺灣圖書館

日治時期啤酒競爭激烈,這兩則取自《臺灣日日新報》的廣告,上圖為麒麟麥酒訴求「啤酒可能是你喝過最好的飲料了」;下圖的高砂生啤酒則訴求「消暑」及「心氣壯快、元氣旺盛」。©國立臺灣圖書館

為了促銷,高砂麥酒還曾推出買啤酒、送冰塊的活動。圖為高砂麥酒直營店,同時兼售冰塊。©范雅鈞

為了促銷,高砂麥酒還曾推出買啤酒、送冰塊的活動。圖為高砂麥酒直營店,同時兼售冰塊。©范雅鈞

在一般家庭還沒有冰箱的年代,要喝台灣生啤酒,就必須到有冷藏設備的店,方能暢飲。當年高砂麥酒還特地到菜市場擺攤吸客,並且在啤酒桶中加入冰塊,以保持新鮮風味;甚至打出只要宴席場合採用高砂麥酒,就把落地的大冰塊送到宴席會場的促銷訴求,一方面做為廣告,另一方面冰塊漸漸融化的同時,還發揮了「冷氣」的效果。

在一般家庭還沒有冰箱的年代,要喝台灣生啤酒,就必須到有冷藏設備的店,方能暢飲。©范雅鈞

在一般家庭還沒有冰箱的年代,要喝台灣生啤酒,就必須到有冷藏設備的店,方能暢飲。©范雅鈞

紅標米酒的前世今生

1922年,酒被日本政府收歸為國家專賣項目之一,從製造端到販售端由政府獨占經營,成為重要的財政收入來源。台灣的米酒原本是米以麴發酵後的產物,到了日治時期,為了降低成本,在純米酒中加入食用酒精,成為「調和米酒」,也就是今日「紅標米酒」的前身。

專賣之初,米酒一開始還是以日本進口的杉木樽裝(杉木酒桶)為主,並在店鋪中開封零賣,後來才逐漸改成瓶裝。零賣時用「一合」、「一勺」等日制度量衡來做為計量酒的單位,一合約180c.c.、一勺約18c.c.。當年的米酒、紅露酒、藥酒、糯米酒、高粱酒等,就是以「三合五勺」的630c.c.褐色玻璃瓶裝來販售。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米酒可說是台灣最暢銷的酒類之一,日治時期分為金標、銀標及赤標3種等級,其中赤標米酒,就是紅標米酒(上圖)的前身。酒標提供©范雅鈞/紅標米酒瓶提供©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米酒可說是台灣最暢銷的酒類之一,日治時期分為金標、銀標及赤標3種等級,其中赤標米酒,就是紅標米酒(上圖)的前身。酒標提供©范雅鈞/紅標米酒瓶提供©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米酒之所以成為民生消耗量大的酒類,根據日治時期的文獻記載,台灣人不但把米酒當飲品,也以米酒補身,立冬時以米酒炒羊肉、蟳米糕驅寒氣,產婦坐月子時也以米酒滋補及調養元氣。還有一種古老的習俗,當有客人飄洋過海而來時,主人以米酒為之洗塵、壓驚,表達款待之意。

酒,不僅是常民生活史的一部分,也是民間活力與品味的表現方式之一。打開台灣四百年的製酒史,一窺啤酒與米酒的傳奇,撲鼻而來的香氣,不僅勾起味蕾的記憶,也召喚出人生中一段段難忘的回憶,令人回味無窮。

米酒只要幾天就可製成,又是其他酒類的原料酒,因此日治時期各家酒工場無不大量製造。©范雅鈞

米酒只要幾天就可製成,又是其他酒類的原料酒,因此日治時期各家酒工場無不大量製造。©范雅鈞

參考資料

1. 中央大學歷史所碩士、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博士范雅鈞訪談 
2.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副研究員蔡承豪訪談
3. 范雅鈞(2002),《台灣酒的故事》,果實出版
4. 蔡承豪(2007),〈促銷、抽獎、新口味:側寫日本時代的台灣啤酒市場〉,《暨大電子雜誌》
5. 李如琪(2011),《臺灣米酒入菜的社會脈絡觀察─食譜文本探析》,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台灣飲食文化產業研究所碩士論文
6. 蔡文婷(2003),〈紅標米酒的百年傳奇〉,《台灣光華雜誌》
7. 陳柔縉(2015),《廣告表示》,麥田出版

五分車不載客!掀開台灣甘蔗製糖的甜蜜身世

2017-02

五分車不載客!掀開台灣甘蔗製糖的甜蜜身世

一根根筆直的竹蔗,自17世紀荷治時期起,即成為台灣製糖業的主角,不僅熬出400年的出口經濟成就,也熬出常民生活中的甜蜜滋味。

文|李偉麟・圖片提供|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許多植物,包含甘蔗、甜菜、大麥、玉米等,都含有豐富的糖分,可用來製糖,惟甘蔗因適合在溫帶和亞熱帶地區生長,產地遍布全球,故成為最常見的原料。

「分蜜」加工   延長糖的保存期    

我們平日常見的糖,大致可粗分為砂糖(二砂、細砂、特砂、冰糖等)和黑糖兩種,黑糖是未經精煉的「次原料糖」,因為含有「糖蜜」,容易腐敗,不耐久存,必須再經過「分蜜」加工,把糖蜜分離後,才能成為能夠長期保存的砂糖,利於外銷。

「糖廍」製糖
由荷治延續到清領時期

台灣的製糖紀錄,大致可追溯至荷治時期,地處亞熱帶的台灣雖然也有原生種的竹蔗,但因荷蘭人認為品種不適合,遂由中國華南地區引進改良種甘蔗、生產技術和移民,從事植蔗、採蔗和壓蔗榨汁的工作。此外,荷蘭人還獎勵漢人植蔗製糖,除了規畫農墾區,也借貸資金,讓「糖」成為當時外銷出口獲利極豐的商品。

荷人推廣的製糖事業,較特別的是引進「牛隻」做為製糖的主要勞力,進行搬運甘蔗、拉動蔗車等工作。製糖的地方稱為「糖廍」,就是榨蔗、煮糖之處,早期榨蔗在由稻草覆蓋的圓錐形棚屋內進行,通常有3組蔗車(以牛隻拖動的雙輪石磨),每組蔗車需3頭牛來拉動;另設有熬糖屋,每回熬糖約需使用5至7具孔明鼎,分24小時排班,夜以繼日工作。由此產出的糖以黑糖為主,分為半乾燥的液狀糖汁及乾燥後的塊糖,外銷到中國、日本後,在當地再精煉成砂糖。

早期簡易製糖所,在原料量不多時,於戶外榨蔗取汁。©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早期簡易製糖所,在原料量不多時,於戶外榨蔗取汁。©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古時舊式糖廍外觀,糖廍是由圓錐形的棚屋及熬糖屋構成。棚屋以麻竹支撐,覆以茅草、稻草及蔗葉,是壓榨甘蔗的地方;熬糖屋是用土瓦鋪蓋,是煮糖的地方。©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古時舊式糖廍外觀,糖廍是由圓錐形的棚屋及熬糖屋構成。棚屋以麻竹支撐,覆以茅草、稻草及蔗葉,是壓榨甘蔗的地方;熬糖屋是用土瓦鋪蓋,是煮糖的地方。©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糖廍的運作方式一直延續到清代,與荷治時期最主要的不同是「糖間」較為普及,糖間就是向糖廍購買粗製糖,重新精煉成砂糖的加工所。當時精煉砂糖的方法,主要是運用河泥的密度與重量,將糖蜜分離出來,此時台灣產出的砂糖仍以外銷為主。1890年時,全台糖廍擴張到一千餘所。

舊式糖廍熬糖屋熬糖情形。熬糖屋內置5個俗稱「孔明鼎」的熬糖鍋,蔗汁用強火加熱熬煮,去除鍋上浮渣,並以木棒不斷攪動蔗汁,以防蔗汁沉澱導致焦黑,最後鍋中析出的晶粒即為含蜜糖。©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舊式糖廍熬糖屋熬糖情形。熬糖屋內置5個俗稱「孔明鼎」的熬糖鍋,蔗汁用強火加熱熬煮,去除鍋上浮渣,並以木棒不斷攪動蔗汁,以防蔗汁沉澱導致焦黑,最後鍋中析出的晶粒即為含蜜糖。©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日人引進大型製糖工廠
揭開台灣近代工業革命序幕

日本領有台灣後,糖業生產由外銷轉為專供日本市場;當時會先在台灣生產砂糖,再送往日本精製成白糖。此外,為提高生產率,日人還引入動力壓榨機取代原有糖廍的傳統蔗車。這時期的糖廍又被稱作「改良糖廍」,規模雖小,但效益較高;然而,在設立新式大型製糖工廠的政策推動下,糖廍還是逐漸走向沒落的命運。

台灣第一家新式製糖會社,為1900年成立的「臺灣製糖株式會社」,該會社旋即在1901年興建第一座近代化製糖所──「高雄橋仔頭製糖工廠」(高雄橋頭糖廠舊稱),而全台第一條糖業製糖火車鐵道,俗稱「五分仔車」的蒸汽小火車,也於1907年11月在此開通,如今高雄橋頭糖廠已成為橋頭糖業文化園區,回想當年,這裡可是揭開了台灣近代工業革命序幕的發祥地。

日治時期高雄橋仔頭製糖工廠。©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日治時期高雄橋仔頭製糖工廠。©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新式製糖工廠規模大,採機械式生產,同時改良了「分離糖蜜」技術,使得生產速度與效率都大為提升。舉例來說,榨汁在過去是以人力和牛力拉動蔗車,新式則是用大型平台和機械滾輪壓汁,經過來回數次的榨取,蔗汁的產量大增,而「五分仔車」也提高了運輸的速度和數量,為台灣糖業發展注入企業管理的思維。

日治時期高雄一帶運送甘蔗至工廠製糖的蒸汽小火車,俗稱「五分仔車」。©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日治時期高雄一帶運送甘蔗至工廠製糖的蒸汽小火車,俗稱「五分仔車」。©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分蜜機。其原理有如脫水機利用離心力將糖粒與糖蜜分開;不具回收價值的「廢蜜」可再製成酵母、酒精、味素等副產品。©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分蜜機。其原理有如脫水機利用離心力將糖粒與糖蜜分開;不具回收價值的「廢蜜」可再製成酵母、酒精、味素等副產品。©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砂糖專供出口
黑糖與果乾成為民生糖分來源

傳統民間糖廍多選在甘蔗產區的中心位置,但日人引進大型製糖工廠、劃定原料採集區域後,壟斷了採集區內的原料,讓糖廍無法在西部平原立足,只好順勢遷往沿山丘陵區域繼續製糖,產出的糖仍以黑糖為主,多供一般人的民生需求。直到今日,在台南的關廟、新化等地,還可見到手工生產古早糖的農莊與店家。

雖然砂糖成為台灣主要出口商品,但在老一輩人的記憶裡卻幾乎沒嘗過,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研究人員解釋:「這是因為台灣出產的砂糖,一開始所肩負的任務就是賺取利潤的『貿易商品』,而非『民生用品』。」特別是在日治時期,糖從產地、經過製糖所,就直接到港口準備出口,生產流程封閉。直到台灣退出聯合國後,一般民眾才開始有機會食用這些運銷海外的高級砂糖。

那麼,早年砂糖尚未普及時,民眾生活中糖分來源為何?研究人員表示,以黑糖及果乾為主。尤其是龍眼乾,在台灣早年生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直到現在,加了桂圓的古早味甜粥或糕點,依舊是許多人的甜美記憶;隨著台灣製糖發展,砂糖逐漸進入民眾生活,成為料理常用的調味品;而這一粒粒的小糖晶,也持續為人們每日生活增添甜蜜滋味。

素人畫家謝招治繪製兒時記憶中販售糖果的雜貨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素人畫家謝招治繪製兒時記憶中販售糖果的雜貨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日治時期,台灣製造的砂糖送至日本精製後,又以商品形式銷回台灣。(左圖)臺灣製糖株式會社位於神戶的工廠所生產的罐裝砂糖。(右圖)明治製菓株式會社的水果糖。©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日治時期,台灣製造的砂糖送至日本精製後,又以商品形式銷回台灣。(左圖)臺灣製糖株式會社位於神戶的工廠所生產的罐裝砂糖。(右圖)明治製菓株式會社的水果糖。©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參考資料

1.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助理研究員林孟欣訪談
2.台糖60週年慶籌備委員會編輯組(2006),《台糖六十週年慶紀念專刊—台灣糖業之演進與再生》,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3.台糖研究所孫世欽先生補充協助
4.楊彥騏(2001)。《台灣百年糖紀》,貓頭鷹出版

展覽資訊

「好好吃:臺灣飲食文化」特展
展  期:即日起~2017/9/3
地  址: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臺南市安南區長和路一段250號)
門票優惠:2017年3月31日前,持2017年1~2月高鐵票根,可享半票優惠(40元)、個人語音導覽器材7折(70元)優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