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上一個世紀的人們，雖然沒有手機、網路、社群網站，可供拍照打卡，但是，透過一顆顆蓋有日期、刻有各地代表性圖案的紀念戳章，一樣可以「蓋章」留念，將「我在此時、此地」的足跡保存起來，留下永恆的感動。

文｜李偉麟  

1935年台博會 
新奇課程戳章創意與樣式百花齊放

早年除了景點、車站、來往台日兩地的商船、旅館等，日治時期舉辦的各式展覽會、博覽會，也提供紀念戳章供人免費蓋印。其中規模最大的「始政四十周年記念台灣博覽會」，當年的臺灣總督府還特別正式對外徵選官方樣式的戳章，此外，遍布台灣各地的展覽會場以及周邊的商店也自行設計戳章，讓參觀的民眾做紀念。

作家陳柔縉《一個木匠和他的台湾博覽會》一書，就是介紹當年一位木匠楊雲源，在50天的會期中，所蒐集到的三百多個戳章，多元的樣式，展現出百花齊放的活力，圖案設計風格各異，高度的創意、趣味的巧思，讓許多集印愛好者恨不得能夠穿越時空，盡情地蒐集只有那個年代才有的圖案元素、設計美感與時代印記。

雖然現代的紀念戳章少見日期標示，但是它的魅力百年來不曾稍減。許多人為了蒐集紀念戳章，不僅特別準備專用集印本，甚至會以集印為旅行主要目的，以集滿、集好為目標，為自己的旅途軌跡，留下難忘的記憶。

有別於傳統書房的新奇課程

到了日治時期，除了開設在廟宇一角或先生家中廂房的私塾，小朋友還多了一個上課的地點，就是獨立辦學的新式「小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所長許佩賢指出，新式小學提供傳統書房所沒有的唱歌課、體育課、圖畫課，下課時間可以到外面盪鞦韆、玩遊戲，還有理化實驗、幻燈片及電影的播放，以及能在學校用顏料的圖畫課等，不但課程新奇有趣、課本變漂亮，還會按課表上課，同時也能接觸到班級團體的新人際關係。

有趣的是，這些新式課程雖深具吸引力，家長卻認為去上學就應該好好讀書，因此，日治初期，許多家長會讓孩子早上去新式小學讀書，下午仍舊到私塾學習漢文。隨著新式學校逐漸被民眾接受而學生增加，臺灣總督府對私塾也多加限制，去私塾讀書的人則日漸減少。

圖畫課本帶來美學新體驗

在日治時期新式小學的新奇課程中，圖畫課帶來了許多新技法與美學觀念。翻閱當時使用的《初等圖畫》課本，可看到包括用彩色顏料畫畫、學著用製圖器具繪製「幾何畫」、在寫生課培養出觀察能力、畫靜物學習光影、透視法和構圖，也接觸到裝飾文字、海報、賀卡等美術設計的觀念等，這些都是傳統書房時期所沒有的課程，可說是開啟台灣接觸現代美術觀念的契機。

由以上童蒙教材與小學課本的演進，可感受在不同的時代，成人們對兒童接受教育的目的，有著不同的期許：傳統書房時期，重視傳遞當時的價值觀、思考型態與生活技藝，後者則在前者的基礎上，帶來了西方文明的知識體系與方法。直到如今，不論教材如何與時俱進，小學教科書的歷史地位始終沒有改變，它仍持續形塑我們對世界最初的看法，是引領每個孩子進入未來的重要通道。

至於，台灣早期理髮師口中所說「電頭鬃」（tiān-thâu-tsang）的燙髮技術，最早可追溯至30年代。而許多男性長輩熟悉的電棒燙，據南投縣男子理髮商業同業公會前理事長李平原回憶，大約興起於國民政府來台後，是當時台灣流行的電燙方式；當年他還特地請廠商來教學，邀集同業一起來學習。

不過，同一時期還保有用木炭為燃料，將大火鉗燒熱後，再捲頭髮的古早味燙髮方式， 施行時需要特別小心，以免不慎燒焦頭髮。樹德科技大學流行設計系助理教授陳冠伶指出，一直到60年代，還盛行著此種不需用電和化學藥劑的燙髮。

美髮場所男女有別  業務涇渭分明

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教授林美容回憶，小時候家裡都會有一把剃刀，女孩子跟小男生的頭髮都由媽媽自己理，男士則到傳統理髮廳的「剃頭店」（thì-thâu-tiàm）去打理門面，而且這些理髮廳多半開在戲院對面，除了因為人潮眾多，另一個原因是當時的戲院多為男女約會場所，整理好儀容後，可以接著約會。

李平原也補充，早年曾有女性顧客想要光顧，被他委婉拒絕，因為當時傳統理髮廳與女子美容院，業務是涇渭分明的，「傳統理髮廳是專為男士服務。」

春牛圖   古代用圖畫說明的天氣預測

現在我們拿到的《農民曆》，第一頁有一欄「春牛／芒神服色」的文字敘述，在過去是以圖繪呈現，稱為「春牛圖」，是古代的一種天氣預測，讓農民能夠透過圖繪了解一整年的雨水預測，以及該年所屬的天干地支。

圖中有一頭牛和一位牽牛的人（芒神），芒神相傳是耕作之神。例如，芒神站在牛前，代表立春在大年初一的前5日；如果芒神站在牛後則是後5日，還有，芒神光著雙腳，表示來年的雨水多；若是雙腳穿鞋，代表雨水少；捲起褲管，則有水災。

你安太歲了嗎？  「太歲」原意是星辰方位

每年拿到《農民曆》，許多人會先關心自己所屬的生肖是否需要「安太歲」。國際道家學術基金會執行長林俊寬指出，原本「太歲」指的是星辰的方位，與生肖的關係並不大，現在流傳的「安太歲」說法，其實是一種延伸的用法，不過對人心也能夠發揮安定的作用。

每年《農民曆》的內容，多由民間印刷業者主導，向撰寫「通書」的人士購買內容，再加入生活常識等編製而成，但通書作者各有不同門派與傳承，故有不同見解。所謂通書，指的是「曆書」，早期民間流通的《擇日通書便覽》，為求淺顯易懂，編撰來源多綜合清初的《時憲書》、明代流傳的《鰲頭通書》，以及由清乾隆皇帝欽定的《協紀辨方書》等。《農民曆》採用的曆法是經過代代演變而來，直到清朝才底定了現代農民曆的樣貌；到了日治時期，加入了格利里曆（Gregorian Calendar），也就是西方太陽曆的用法，一直沿用至今。

《農民曆》累積了上千年的天文、曆法與生活智慧，是電腦發明之前的生活大數據，也是農業時代重要的耕種指引，雖是昔日生活的指導工具，然而對許多現代人而言，依舊在生活中發揮著指引與安定的力量。

用App看公車何時到站、悠遊卡付車資……現代人熟悉的搭車模式，很難想像過去搭公車是有「隨車售票員」負責剪票、驗票與補票，甚至報告站名、嗶哨指揮車子的。回憶公共汽車上的時光，了解公車文化演進，也是記憶庶民生活史的重要環節之一。

文｜李偉麟

現今的彩券只有數字，但你可知塵封在上世紀、共發行1171期的愛國獎券，原圖多是手工細膩繪製，同時由於圖像具有見證台灣發展的價值，因此吸引不少藏家出手蒐集；「中愛國獎券」也成為當時升斗小民們寄託致富美夢的流行語。

文｜李偉麟．圖片提供｜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以金錢做為彩券獎品的歷史，可上溯16、17世紀的歐洲，義、法、荷、德、英等地都曾有發行紀錄，發行者則包含政府或民間。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發行「臺灣彩票」時，東亞的其他地區還沒有官方彩券出現，然而，這批在1906年發行的臺灣彩票，卻因投機者哄抬彩票價格、偽造號碼詐騙彩金，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前後只短短發行了5期，就此停售。

首期政府刊廣告 保證如期開獎

愛國獎券的前身是1949年國民政府開始勸募的「愛國公債」，目的是為了充裕國家財政，但由於當時募到的金額，只有預定目標9千萬元的1/3，後來改發行愛國獎券，所得用來作為公共建設與社會福利之用。第1期在1950年4月開始發售，當時為了取信於民，政府甚至一連數天在各大報刊登廣告，保證會如期開獎，絕對不是「空頭支票」，而且也不會對得獎者募款，希望可以獲得社會民心的支持。第1期每張售價15元，當時一台斤蓬萊米僅約七、八角，由於定價過高，市場反應並不熱烈，於是第2期開始調降為5元，再加上最高獎金20萬元，足以在台北市區買一幢房子。由於有足夠的吸引力，自此愛國獎券進入人們的生活，人人都希望成為中第一特獎的幸運兒，實現夢想、翻轉命運。

圖像主題四階段演進
走進昔日台灣時光隧道

至於具有台灣記憶價值的圖像主題，依時代演進大致分為4個階段，見證著台灣社會由威權時代逐漸走向多元繁榮的歷程。第一個階段是反共復國時期，以中國和台灣的古蹟名勝為主；第276期（1961年11月）進入第二階段復興中華文化時期，故宮國寶出現最多，還有國民生活規範、三軍，也開始有台灣水果，以及農耕、採茶、捕魚、林業、手工藝品等。

第599期（1971年8月）開始，則來到第三階段的發揚儒家精神時期，並藉此鼓吹愛國精神；到了第1108期（1985年10月）之後，稱為社會多元繁榮時期，包括十大建設、國民住宅、各項運動等，都成為繪製的主題。

姊妹券《鑽石救災獎券》
特獎淨重17.02克拉

除了愛國獎券，許多由政府發行的其他彩券，堪稱愛國獎券的姊妹券，比如《節約救國有獎儲蓄券》、《八七災區復興建設有獎儲蓄券》等，其中1955年發行的《鑽石救災獎券》，由特獎到七獎全是鑽石，特獎淨重17.02克拉，頭獎也有14.98克拉。《鑽石救災獎券》一共賣出18萬張，幸運的特獎得主是一名38歲的未婚海軍中尉。

還有一種贈獎幸運券，也就是許多人兒時回憶的「殺豬運動」 ，由於當時存硬幣的撲滿造型多為豬隻，因而得名。該活動是鼓勵各校國中、小學生繳存一元硬幣到郵局，一百枚就可以獲得幸運券一張，多繳多送，一共發行了30萬張幸運券，頭獎是大同彩色電視一台。

愛國獎券最後一期在1987年12月27日開獎，這一年，台灣宣布解嚴；而第一期發行的前一年，政府頒布戒嚴令。愛國獎券記錄了戒嚴時期獨特的台灣風貌與經濟成長，當它塵封在上世紀的時空中，圖像中的意識形態也隨著時光褪去，留下的是一段段值得收藏與懷念的台灣記憶。

抾戲尾
當時戲院特有的人情味活

昔日的電影院在電影結束前約15分鐘，會打開大門，自由開放入場，台語俗稱「抾戲尾」，特別吸引想看電影但口袋沒錢的小朋友，也呈現了當時戲院特有的人情味。而當年在戲院能夠買到的零食並不是爆米花，最暢銷的是瓜子，早期還有人胸前掛著小木箱，裡頭放著冰棒、花生糖等零食，在戲院來回走動兜售。國民政府來台初期，還曾因頒布節約糧食禁令，被視為奢侈品的可樂，因此有一段很長的時間被嚴加禁止在電影院販售。

隨著時代進步，昔日電影院種種獨特的映演文化，已化為許多人美好的回憶。然而透過一個長方形的銀幕就能夠跨越時空，隨著龐大的製作團隊與精心設計的劇情，進入一個五光十色的想像世界，這份獨屬於電影的魅力，將持續為人們的生活帶來無可取代的樂趣。

光復後公用電話亭有人駐守收費兼發電報

台灣最早的公用電話（當時稱「公眾電話」）出現在日治時期，由於打電話所費不貲，一般人家中不會有電話，民眾若有急事，就得到郵便局或偏遠地區設立的郵便出張所撥打。

光復後，公用電話逐漸普及，設置的公用電話亭，早年稱為「電亭」，提供電話及電報服務，有人駐守負責收費，也曾有商人租用兼作小販。1950年，台北街頭裝設了第一批美製投幣式公用電話，是台灣使用投幣式公用電話的源起。除了與遠方親友連絡感情、約定見面的時間地點，逢年過節時拜年、問候，以及在軍隊裡服役時防止女友「兵變」，也都是由公用電話來完成。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由於民眾囤積壹圓硬幣，導致公用電話出現缺幣危機，為此，當時央行還曾經分兩次鑄造5百萬枚及4千萬枚公用電話專用代幣，開放兌換應急。

之後隨著科技進步，電信局發行光學卡、IC電話卡，卡式公用電話逐漸取代了投幣式公用電話；手機普及之後，公用電話更是逐漸退出歷史舞台。無論是公用電話專用代幣，或是各式電話卡，如今已成為民眾喜愛並收藏的早年生活用品。

村村有電話
村民捐地蓋機房、協助搬運電線桿

1975年，為了使全台七千多個村里，至少有1具電話可用，政府積極展開「村村有電話」的建設。當年希望讓村子裡有電話，許多村民發揮共襄盛舉的精神，除了協助搬運建材設備，例如電線桿等，有的還捐出土地供機房設置之用。

許多地處深山的村子只有1部電話，放在代辦處，代辦處通常是村子裡的某戶人家，當外地電話打進來時，還要用傳呼的方式，也就是派人到受號人家中，或者用廣播的方式，請對方到代辦處接聽，這才完成「一通電話」。

對照現今人手一支行動電話，桌機與公用電話的需求已不如往昔，「一塊錢打一通公用電話」雖成了時代回憶，但電話仍然忠實地傳遞訊息，完成人與人之間「天涯若比鄰」的任務。

1.中華電信退休顧問楊振興訪談
2.楊振興（2016）。《話筒裡的台灣》，獨立作家（秀威資訊）出版
3.陳慧玲、林齊悅（2016）。《方賢齊傳－電信之父、科技推手》，天下文化出版
4.「電信＠臺灣」線上展覽，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5.電信數位博物館網站（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與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http://telecom.nstm.gov.tw/we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