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文

穿梭時空四百年 圓一場奢華宮廷夢!

2018-01

穿梭時空四百年 圓一場奢華宮廷夢!

隨著時間的推演,歐洲王室貴族的輝煌已經一去不返,但從文藝復興時期以降的四百年間,歐洲古典家具的發展,卻注入了不同時期、地區的貴族品味與美學精神,從簡約素雅到富麗堂皇,乃至於回歸希臘羅馬文明,無一不展現了超凡的工藝魅力,至今仍讓人驚嘆不已。

文│張禮豪・圖片提供|奇美博物館

沙龍(Salon)是歐洲上流社會聚會的一種方式,始於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流行於17~18世紀、盛行於19世紀。沙龍主人多為女性,常在其中談論文學、藝術、音樂、戲劇和最新時事等議題,空間的布置也十分講究。

沙龍(Salon)是歐洲上流社會聚會的一種方式,始於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流行於17~18世紀、盛行於19世紀。沙龍主人多為女性,常在其中談論文學、藝術、音樂、戲劇和最新時事等議題,空間的布置也十分講究。

偌大的沙龍裡,一面《義大利巴洛克式豪華鏡子》高掛牆上,貼金的鏡框,以當時慣見的「皮革卷」紋飾為主要設計元素,搭配各種或捲曲或展開的地中海花草紋飾,並有孩童嬉戲其間,展現了極盡誇張與奢華的藝術風格。單是透過光可鑑人的明鏡,就足以讓我們知曉此間主人的身分非富即貴。

隨著夜幕逐漸低垂、燭火偶而輕搖慢晃,鏡中映照的是一組包括沙發、太師椅與座椅三種不同樣式的《法國路易十五風格沙龍椅組》。華麗的貼金邊框,椅背上均飾有洛可可(註)藝術風格中最具代表性的貝殼圖樣,鋪設土耳其藍的絨布椅墊,繡花雍容大氣又不失優雅;椅腳線條略帶彎曲,細木雕花以卷葉收束,下方鹿蹄抵地,不僅徹底展現了洛可可風格家具最為溫柔甜美的一面,也道盡彼時親近大自然之清新與美好的內在渴望。

 


註:洛可可(Rococo)為法文Rocaille以及Coquilles二字合併而成,意指一種混合貝殼與小石子所製成的室內裝飾物。

義大利巴洛克式豪華鏡子  木材貼金,28×162×196cm

義大利巴洛克式豪華鏡子 木材貼金,28×162×196cm

素雅大美  頂尖之作

置於沙龍椅組正中央的,是相比之下顯得小巧許多,並且大異其趣的《法國帝國風格時期皇家大理石桃花心木小圓桌》。傳言此件素雅的大理石圓桌,是當時在歐洲呼風喚雨、不可一世的拿破崙一世(Napoléon Ier)在迎娶新任皇后──奧地利女大公瑪莉.路易絲(Marie-Louise d'Autriche)時,向當時已享有盛名的工藝師雅可兄弟(Jacob Frères)傳人──戴斯瑪第(François-Honoré-Georges Jacob-Desmalter)所訂購,以便重新裝修杜勒麗宮(Palais des Tuileries)裡的黃金廳(Salon Doré),也就是皇后的私人起居室之用。

根據訂單記載,拿破崙一世要求一張義大利佛羅倫斯寶石鑲嵌的大理石桌,但不知原因為何,戴斯瑪第並未仿照文藝復興時期的樣式,反而以帝國風格中最常見的大塊留白,在桌緣以深黃色寶石鑲嵌一圈珠狀與清爽花紋串聯的簡約飾樣,與桌面中央飾以古代紅、綠技法的放射圓形花卉圖樣相互呼應;三足桌腳也一改新古典主義時期的微彎弧度,而是理性地以古典希臘建築的長柱來取代,比例相當修長優美。底盤的桃心木的色澤,恰和灰白大理石桌面的素樸與鍍金支架交相輝映,堪稱拿破崙帝國時期最具品味的藝術精品。

法國帝國風格時期皇家大理石桃花心木小圓桌  大理石、桃花心木,直徑65cm,高70cm

法國帝國風格時期皇家大理石桃花心木小圓桌 大理石、桃花心木,直徑65cm,高70cm

幸福時光  跨越時空

窗邊一隅,是一座德國柏林皇家陶瓷工坊(Königliche Porzellan-Manufaktur Berlin)風格的《黑檀木與瓷器疊廚式寫字檯》,這座專為仕女設計、名為Bonheur du Jour(意指「幸福時光」)的寫字檯源自法國18世紀,是當時頗為流行的一種家具類型,以造型小巧、色彩粉嫩為最大特色。此作每一開抽屜的瓷畫上,各描繪了不同情節的男女談情樣貌,為家具設計與追求幸福的瑰麗夢想做了最佳的結合。

黑檀木與瓷器疊廚式寫字檯  黑檀木、瓷器,69×111×113cm。腳座的部分以小天使粉彩瓷器裝飾,作工細膩。

黑檀木與瓷器疊廚式寫字檯 黑檀木、瓷器,69×111×113cm。腳座的部分以小天使粉彩瓷器裝飾,作工細膩。

與之遙遙相對的,則是19世紀《法國路易十四布爾風格鑲金黃銅黑檀木衣櫃》,身為法王路易十四的首席家具設計師,布爾(André-Charles Boulle)以沉穩的黑金色系搭配,引領了當時整個歐洲的家具時尚,而此處所見,不只融合了洛可可藝術要素、新古典主義慣見的裝飾手法,甚至已經預見了新藝術(Art Nouveau)的精神,成為一個跨越時空的獨特作品。

法國路易十四布爾風格鑲金黃銅黑檀木衣櫃  黑檀木、黃銅、玳瑁,48×185×170cm

法國路易十四布爾風格鑲金黃銅黑檀木衣櫃 黑檀木、黃銅、玳瑁,48×185×170cm

由巴黎地區的鐘錶工藝師尼古拉.克萊蒙(Nicolas Clément)打造並署名的一座17世紀《法國路易十四時期大型立鐘》,靜靜地矗立在角落。一改當時流行的黑金風格,底座以玳瑁的紅、黃銅的金、錫礦的銀與黑檀木的黑,交錯出溫暖柔和的色系;立鐘則像是一座微型宮殿,可以見到古希臘羅馬建築中常見的科林斯柱頭,與擁有直線紋路的方柱,展現了平穩大氣的均衡。正面的卷草紋飾(或稱燭台紋飾)可見義大利文藝復興藝術風格的影響,也可視為年代鑑定的重要關鍵。時針圓盤採用羅馬數字時標,還加上日月朔望的變化,正是頂級鐘錶工藝的具體呈現。

在數百年後的今日,這座大型立鐘雖然已不再運行,不過我們或許可以想像,如果為它旋上發條,指針就會再度走動起來,圓盤邊以希臘神話人物賽姬(Psyche)為本的蝶翼天使彷彿也會跟著活轉過來,而在兩個天使中間,象徵著法國的那隻公雞同樣會昂首啼叫,那璀璨動人的歐洲古典風華,也將再次跨越時空向我們展現。

法國路易十四時期大型立鐘  玳瑁、黃銅、木材,17.8×45×232cm

法國路易十四時期大型立鐘 玳瑁、黃銅、木材,17.8×45×232cm

展場資訊

美的軌跡:13至20世紀西洋藝術
展       期:即日起常設展出
展出地點:奇美博物館3F藝術廳 
展覽名稱、地點、時間與內容,以官網為主。國立臺灣美術館
奇美博物館
地       址:台南市仁德區文華路二段66號
開放時間:9:30~17:30(週三休館)
服務專線:06-266-080

有光就可以說故事!戲說皮影戲

2017-12

有光就可以說故事!

戲說皮影戲

長方形的戲台上,電燈泡發出的黃色燈光下,演師操作手中的兩支木桿,影偶就由站姿變坐姿,或是飛躍彈跳,再加上後場樂師的弦曲鑼鼓聲,台下的觀眾便跟著進入戲中情境了,這就是皮影戲的魅力。

文|李偉麟

剛吃過晚飯,人們紛紛走向廟前廣場,陸陸續續來到戲棚前。主演、助演與樂師各就各位。豐年,或是家境殷實的人家,遇有節慶,常常會請來歌仔戲團與皮影戲團同時演出,戲團之間「打對臺」的競爭氣氛瀰漫在空氣中,就看誰演得精采,觀眾就往哪個戲棚移動。

 

皮影戲曾風靡大街小巷,圖為1955年3月17日,東華皮影戲團在彰化水尾新港戲院演出盛況。©東華皮影戲團

皮影戲曾風靡大街小巷,圖為1955年3月17日,東華皮影戲團在彰化水尾新港戲院演出盛況。©東華皮影戲團

台灣皮影戲團集中南台灣
舊時高雄彌陀地區有「皮戲窟」之稱

台灣的皮影戲源於中國大陸,藉由移民散播於南台灣。由於文獻所記載的戲團,大都在高屏地區,尤以舊時的高雄彌陀地區(包括現今的彌陀、茄萣到援中港一帶,以及永安與梓官)為盛,被稱為「皮戲窟」。台南市中西區的普濟殿於清嘉慶24年(1819年)所立的石碑文字有2條禁令,其一為禁演皮影戲:「大殿前埕,理宜潔靜,毋許穢積以及演唱影戲⋯⋯」,印證了皮影戲在台灣生根的歷史。

傳統皮影戲偶為黑、紅、綠3色,經描稿、雕刻、壓平、染色、裝桿等繁複工序,供演師做出合乎人體工學的動作。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傳統皮影戲偶為黑、紅、綠3色,經描稿、雕刻、壓平、染色、裝桿等繁複工序,供演師做出合乎人體工學的動作。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寺廟做公戲 培養出「百年戲約」

皮影戲多為民俗節慶的酬神演出,常在鄉里間廟宇搭臺演出,由於劇種特殊、劇場結構簡單、演員數較少、戲金較便宜等因素,常常成為請戲主青睞的對象。由寺廟爐主出面邀請戲班演戲的稱為「公戲」,不少戲團因此與廟方培養出長年情誼,凡是廟會做戲,一定找該戲團來演,有如「百年戲約」。

私戲則由個人邀請,如還願、祝壽、新居落成,還曾有人請皮影戲班演出當做賀禮。較特別的是,由於南台灣沿海地區遍布魚塭,富有的魚塭主人,有在每年農曆11月16日「謝塭尾」的習俗,請來皮影戲團演出,酬謝十方諸神保佑魚塭養殖順利。

皮影戲演出除了怕下雨外,開演前,也怕白幕被小孩用石塊打破或穿孔。此外,由於皮影戲戲台構造簡單,只需圍三面,影偶、劇本很容易被觀眾摸進戲台偷走,這些都是讓戲班苦惱的狀況。演出時通常一次演兩場,演到半夜,有時回響熱烈,得演到天亮才散戲。

傳統皮影戲的劇本都是手寫。圖為東華皮影戲團第五代團主張德成閱讀上一代留下來的劇本。 ©東華皮影戲團

傳統皮影戲的劇本都是手寫。圖為東華皮影戲團第五代團主張德成閱讀上一代留下來的劇本。 ©東華皮影戲團

突破傳統側面造型
正面皮偶展現台灣創意

在台灣和中國大陸潮州的民間還會稱皮影戲為「皮猴戲」,可能是來自影偶造型確有幾分與猴神似的味道。由於必須貼著影窗操偶,因此影偶為「側面」,也就是所謂的「五分相」。學者石光生指出,高雄大社鄉的東華皮影戲團曾突破傳統,發展出「六分相」以上甚至「正面」的皮偶,是台灣皮影戲的創意。

製作出超越側面「五分相」,趨近正面的影偶,是台灣東華皮影戲團獨有的創意。圖為「六分相」影偶。©東華皮影戲團

製作出超越側面「五分相」,趨近正面的影偶,是台灣東華皮影戲團獨有的創意。圖為「六分相」影偶。©東華皮影戲團

戰後皮影戲曾出現進入商業劇場演出的黃金期,甚至成為勞軍的節目,還在上世紀70年代赴美巡演,造成轟動;但仍不敵電視崛起等大眾消費娛樂方式的改變,皮影戲逐漸退出商業劇場。雖然皮影戲棚下萬頭攢動的景況已不多見,然而在影窗上栩栩如生的皮偶,仍然向我們述說著代代相傳的故事,只要有光,就不會消失。

參考資料

1.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劇藝發展組科長楊雅雯訪談
2.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戲劇學系教授石光生訪談
3.石光生(2017),〈臺灣皮影戲的歷史分期〉
4.石光生(1995),《皮影戲:張德成藝師》,教育部發行
5.石光生(1998),《皮影戲藝師:許福能生命史》,高雄縣立文化中心出版
6.林永昌、石光生(2008),《福德皮影劇團發展紀要暨圖錄研究》,高雄縣政府文化局出版
7.郭瑞鎮(2003),《影偶之美:高雄縣皮影戲館典藏目錄》(1),高雄縣政府出版
8.張能傑(2017),〈臺灣皮影戲商業劇場研究—以高雄東華皮影戲團為例〉,《高雄文獻》第7卷第2期,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印行
9.高雄市皮影戲館官方網站:http://kmsp.khcc.gov.tw/

上車剪票格、下車拉鈴繩!記憶中的公車懷舊風景

2017-11

上車剪票格、下車拉鈴繩!記憶中的公車懷舊風景

用App看公車何時到站、悠遊卡付車資……現代人熟悉的搭車模式,很難想像過去搭公車是有「隨車售票員」負責剪票、驗票與補票,甚至報告站名、嗶哨指揮車子的。回憶公共汽車上的時光,了解公車文化演進,也是記憶庶民生活史的重要環節之一。

文|李偉麟

日治時期鼓勵人們搭公車遊覽,例如推出往來台北市、士林、北投、草山之間的循環巴士,方便人們到北投、草山溫泉公共浴場一遊。©國立臺灣圖書館

日治時期鼓勵人們搭公車遊覽,例如推出往來台北市、士林、北投、草山之間的循環巴士,方便人們到北投、草山溫泉公共浴場一遊。©國立臺灣圖書館

發車時刻表。©楊燁

發車時刻表。©楊燁

上車要剪車票、下車要拉鈴,你記憶中的搭公車景象是否有這一段?五、六年級生或許還曾遇過小時候在雨天擁擠而顛簸的公車上,看過有乘客直接用傘勾鈴繩,差點把繩子拉扯下來的窘況;在還沒有捷運的年代,公共汽車是人們主要的移動方式之一,車上不僅有人生百態,更乘載了無數人的青春回憶。

針對小學生發行記名式車票回數券

台北市是台灣最早出現公車的城市。1913年,由日人高松豐次郎規畫運行台北市區到北投路線,但車資很高,一般人沒有能力利用公車代步。之後,桃園、新竹、台南陸續開辦公車業務,1930年台北市市營巴士開業,而高雄市市營巴士則在1940年開辦。

台北市市營巴士開業時,有9條營業路線,並且發售「回數乘車券」,也發售專供小學生使用的記名式「特別回數券」;1935年增加了回數券的種類,有13回、28回、75回,且此時台北市公車營業路線已大致完整,以城內為中心,呈放射狀運轉,因便利性提高及票價不高,即使是一般大眾也有能力搭乘。

1935年,設立於台北市菊元百貨前的台灣第一個交通號誌,以提高民眾交通安全常識。©國立臺灣圖書館

1935年,設立於台北市菊元百貨前的台灣第一個交通號誌,以提高民眾交通安全常識。©國立臺灣圖書館

「牛頭公車」(圖左)因引擎蓋前伸的造型像牛頭而得名。台北市公車處民營化後的大都會客運,還曾製作「牛頭公車」模型發售。©聯合知識庫\陳明輝攝

「牛頭公車」(圖左)因引擎蓋前伸的造型像牛頭而得名。台北市公車處民營化後的大都會客運,還曾製作「牛頭公車」模型發售。©聯合知識庫\陳明輝攝

票亭什麼都賣 儼然當年便利超商

公車的造型與硬體設施變化,也在許多人心中留下難忘的回憶。例如日治時期到戰後的「牛頭公車」,因引擎蓋前伸的造型像牛頭而得名,曾經使用過福特、雪弗蘭、豐田、日野、五十鈴等品牌,其面對面擺設的座椅則被稱作「相親式座椅」,是不少老一輩人的青澀回憶。

台北市公車在1977年實施聯營前,由各家公車業者自行發售車票,1950年陸續設立的公車票亭,除了方便人們購買車票,也販售報紙、飲料、底片、便當及雨傘等商品,可說是那個年代的「便利商店」。

至於剪票制度則在1994年廢除後,改成投現,從此搭車不再購票,公車變成駕駛員一人服務車,不再有隨車人員,公車票亭也在2002年全面拆除後走入歷史,象徵著上世紀的公車文化,隨著捷運悠遊卡的發行、軌道交通興起等趨勢變化,駛向了新的里程碑。

乘客上車持車票給車掌一格一格剪票,是昔日難忘的回憶。圖為學生定期車票及剪票夾。©鄭序華

乘客上車持車票給車掌一格一格剪票,是昔日難忘的回憶。圖為學生定期車票及剪票夾。©鄭序華

參考資料

1.大都會客運調管課專員彭啟華訪談
2.台灣巴士文化協會發起人之一鄭序華訪談
3.懷舊文史達人張哲生訪談
4.沈方茹(2003),《台北市公共巴士之發展(1912-1945年)》,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5.《幸福巴士:發現秘境體驗共乘美好時光》(2014),交通部公路總局出版
6.蔡蕙頻(2013),《好美麗株式會社:趣談日治時代粉領族》,貓頭鷹出版
7.楊啟正(2017),《臺灣市街電車夢》,玉山社出版
8.卞鳳奎(2011),《臺北市大安區志》,臺北市大安區公所出版
9.台北市市議員林晉章官方網站(http://www.ilovetaipei.com.tw/in-the-news/jiu-shi-yi-nian-du/jiaotongranggongchepiaotingzhendewanquanbuliuhenji)

轉角遇見獸!走進安平巷弄,尋訪屋頂上的守護獸

2017-10

轉角遇見獸!走進安平巷弄,尋訪屋頂上的守護獸

文|謝以菲

結合古早傳說和豐富的想像力,一尊尊模樣各異其趣的陶製守護獸俑熱鬧點綴著安平的天際線。由藝術工作者吳其錚創作的《將軍獅》。

結合古早傳說和豐富的想像力,一尊尊模樣各異其趣的陶製守護獸俑熱鬧點綴著安平的天際線。由藝術工作者吳其錚創作的《將軍獅》。©風獅爺復育計畫/許秀玲

由志工徐育霓捏製的《磚瓦獸》,位置顯眼,循著地圖不難找到其蹤影。

由志工徐育霓捏製的《磚瓦獸》,位置顯眼,循著地圖不難找到其蹤影。©風獅爺復育計畫/徐小三


走在台南安平舊聚落交錯的狹小巷弄間,時不時會在民居紅瓦屋頂或平房門柱上,看見昂頭開口、屁股翹高高的陶製獸俑。這是台南安平沿海傳統民宅建築中,放在屋頂上用來避邪之物,從前稱之「黃飛虎」,現在則習慣稱為「屋頂上的風獅爺」。

在中國東南沿海地區、金門、台南安平,甚至遠至日本琉球的沿海漁村民宅周遭,都可以發現這些如虎又似獅的獸俑身影,各有其傳統特色、型態和作用。在昔日的安平漁村,它們高居於民屋屋脊或屋頂上,面向東北方,大大開口的守護獸,背上有位拉弓的人形跨騎著。獸俑的屁股還會開個小洞,因此當東北季風來臨,發出呼呼的聲音,提醒漁民捕烏魚的季節到了。然而,隨著產業與時代轉變和老屋的崩塌或拆除,這些屋頂上的守護獸,有些被屋主收起,有些可能被偷走,剩下的便默默消失在時間洪流中,逐漸被人遺忘。

2013年,在地陶藝工作者吳其錚與在地居民吳天祥提出了讓這些屋頂上的守護獸重回安平天際線的想法,「風獅爺復育計畫」於焉而生。計畫起初,是為了幫在地居民發起的「南吼音樂季」活動募款,後來更提出讓安平舊聚落擁有老屋的居民可免費認養,計畫團隊則會出力安裝,之後3年更進而招募志工一同創作,希望讓更多「現代」的風獅爺陸續登上安平聚落的屋頂。

2015年,鄰近的西門國小將計畫融入教學,帶領學生藉由實地走訪巷弄,以行動來瞭解自己的家鄉文化。到了去年,不只新作49尊,在安平陳家古厝舉行展覽,也邀請在地插畫家繪製地圖,以漫畫風格將這些「屋頂上的風獅爺」,勾勒得可愛又活靈活現。

中獎囉!愛國獎券見證昔日席捲全台的發財夢

2017-10

愛國獎券圖像見證台灣記憶

中獎囉!愛國獎券見證昔日席捲全台的發財夢

現今的彩券只有數字,但你可知塵封在上世紀、共發行1171期的愛國獎券,原圖多是手工細膩繪製,同時由於圖像具有見證台灣發展的價值,因此吸引不少藏家出手蒐集;「中愛國獎券」也成為當時升斗小民們寄託致富美夢的流行語。

文|李偉麟.圖片提供|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謝招治女士所繪的市井小販圖,圖中除了賣鞋、補襪的小攤子,還可見到販賣愛國獎券的小攤販。

謝招治女士所繪的市井小販圖,圖中除了賣鞋、補襪的小攤子,還可見到販賣愛國獎券的小攤販。

以金錢做為彩券獎品的歷史,可上溯16、17世紀的歐洲,義、法、荷、德、英等地都曾有發行紀錄,發行者則包含政府或民間。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發行「臺灣彩票」時,東亞的其他地區還沒有官方彩券出現,然而,這批在1906年發行的臺灣彩票,卻因投機者哄抬彩票價格、偽造號碼詐騙彩金,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前後只短短發行了5期,就此停售。

首期政府刊廣告 保證如期開獎

愛國獎券的前身是1949年國民政府開始勸募的「愛國公債」,目的是為了充裕國家財政,但由於當時募到的金額,只有預定目標9千萬元的1/3,後來改發行愛國獎券,所得用來作為公共建設與社會福利之用。第1期在1950年4月開始發售,當時為了取信於民,政府甚至一連數天在各大報刊登廣告,保證會如期開獎,絕對不是「空頭支票」,而且也不會對得獎者募款,希望可以獲得社會民心的支持。第1期每張售價15元,當時一台斤蓬萊米僅約七、八角,由於定價過高,市場反應並不熱烈,於是第2期開始調降為5元,再加上最高獎金20萬元,足以在台北市區買一幢房子。由於有足夠的吸引力,自此愛國獎券進入人們的生活,人人都希望成為中第一特獎的幸運兒,實現夢想、翻轉命運。

愛國獎券第1期的發行張數為1萬張,採直式鈔券式設計,由臺灣省政府委託臺灣銀行發行。第1期對獎號碼為5位數外,其餘各期皆為6位數。

281期之前的愛國獎券票面設計皆為直式。

282期始改為橫式,且由畫家梁又銘等人參與繪製。

自第282期直式改橫式
券面設計藏趣味

愛國獎券一開始是直式,一直沒有脫離當時紙鈔的影子,直至第282期(1962年)改為橫式,並由原本委託中央印製廠設計主題圖像,改為請知名畫家梁又銘繪製,到了1971年10月,另一位畫家林幸雄接手,直至最後一期。

此外,由票面設計元素,也可看出發行年代的不同。例如一般人心目中最重要的開獎日期,直到第242期(1960年)才印製在券面上;又為了因應發行量的增加,自第315期(1963年)開始,由單張改為同號多聯式發售,在券面上以天干「甲」、「乙」、「丙」等區分。這麼一來,即使發行量超過百萬張,獎券的號碼也不會因此變成7位數,令民眾覺得中獎機率變低而降低購買慾。

愛國獎券 圖像演進四階段


圖像主題四階段演進
走進昔日台灣時光隧道

至於具有台灣記憶價值的圖像主題,依時代演進大致分為4個階段,見證著台灣社會由威權時代逐漸走向多元繁榮的歷程。第一個階段是反共復國時期,以中國和台灣的古蹟名勝為主;第276期(1961年11月)進入第二階段復興中華文化時期,故宮國寶出現最多,還有國民生活規範、三軍,也開始有台灣水果,以及農耕、採茶、捕魚、林業、手工藝品等。

第599期(1971年8月)開始,則來到第三階段的發揚儒家精神時期,並藉此鼓吹愛國精神;到了第1108期(1985年10月)之後,稱為社會多元繁榮時期,包括十大建設、國民住宅、各項運動等,都成為繪製的主題。

(左圖)第一階段的圖像設計透過名勝古蹟和激勵標語,呈現穩定平和的社會景象。(右圖)第二階段的圖像設計除了故宮收藏,節日慶典也會固定出現,特別是與國家政治相關的節日。

(左圖)第一階段的圖像設計透過名勝古蹟和激勵標語,呈現穩定平和的社會景象。(右圖)第二階段的圖像設計除了故宮收藏,節日慶典也會固定出現,特別是與國家政治相關的節日。

(上圖)第三階段為了發揚儒家精神,券面設計多為符合忠孝節義、強調人倫五常的人物故事。(下圖)第四階段的設計重點多反映出經濟建設帶來的繁榮景象,國家建設為此一時期的圖像重點。

(上圖)第三階段為了發揚儒家精神,券面設計多為符合忠孝節義、強調人倫五常的人物故事。(下圖)第四階段的設計重點多反映出經濟建設帶來的繁榮景象,國家建設為此一時期的圖像重點。

由大陸救濟災胞總會發行的《鑽石救災獎券》,中獎者於上午9點開始在臺灣銀行營業部愛國獎券經銷部領獎。©聯合知識庫\陳明輝

由大陸救濟災胞總會發行的《鑽石救災獎券》,中獎者於上午9點開始在臺灣銀行營業部愛國獎券經銷部領獎。©聯合知識庫\陳明輝

姊妹券《鑽石救災獎券》
特獎淨重17.02克拉

除了愛國獎券,許多由政府發行的其他彩券,堪稱愛國獎券的姊妹券,比如《節約救國有獎儲蓄券》、《八七災區復興建設有獎儲蓄券》等,其中1955年發行的《鑽石救災獎券》,由特獎到七獎全是鑽石,特獎淨重17.02克拉,頭獎也有14.98克拉。《鑽石救災獎券》一共賣出18萬張,幸運的特獎得主是一名38歲的未婚海軍中尉。

還有一種贈獎幸運券,也就是許多人兒時回憶的「殺豬運動」 ,由於當時存硬幣的撲滿造型多為豬隻,因而得名。該活動是鼓勵各校國中、小學生繳存一元硬幣到郵局,一百枚就可以獲得幸運券一張,多繳多送,一共發行了30萬張幸運券,頭獎是大同彩色電視一台。

愛國獎券最後一期在1987年12月27日開獎,這一年,台灣宣布解嚴;而第一期發行的前一年,政府頒布戒嚴令。愛國獎券記錄了戒嚴時期獨特的台灣風貌與經濟成長,當它塵封在上世紀的時空中,圖像中的意識形態也隨著時光褪去,留下的是一段段值得收藏與懷念的台灣記憶。

舉國矚目的最後一期,第1171期愛國獎券開獎實況,在開出一組頭獎號碼時,搖獎機突然故障,臺銀宣布臨時更換搖獎機。©聯合知識庫\吳景騰

舉國矚目的最後一期,第1171期愛國獎券開獎實況,在開出一組頭獎號碼時,搖獎機突然故障,臺銀宣布臨時更換搖獎機。©聯合知識庫\吳景騰

參考資料

1.劉葦卿(2005),《愛國獎券圖象研究》,國立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2.劉葦卿(2015),《臺灣人的發財美夢——愛國獎券》珍藏版,五南圖書出版
3.天南生(1907),〈歐洲彩券略史〉,《臺灣慣習記事》中譯本第七卷第三號,李榮南譯,日治時期臺灣慣習研究會原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譯發行(1993)
4.愛國獎券發行史料,財政部財政史料陳列室網站(http://museum.mof.gov.tw/ct.asp?xItem=3738&ctNode=33&mp=1)
5.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1950~1987發行之愛國獎券,http://memory.ncl.edu.tw/tm_cgi/hypage.cgi?HYPAGE=image_lottery_list.hpg&subject_name=1950%7e1987發行之愛國獎券&subject_url=image_lottery_list.hpg&project_id=lotery&dtd_id=10
6.聯合知識庫,http://udndata.com/ndapp/image/ImStory?topicid=2254&func=view&ChannelID=3&page=1

文青必訪!走一趟國立臺灣文學館 ,回望台灣文學的歷史風華

2017-09

走一趟國立臺灣文學館

回望台灣文學的歷史風華

在國立臺灣文學館中,目前共有12組館藏,被指定為重要古物,這是台灣首次有文學作品登錄為重要古物,不僅凸顯台灣文學作家與作品的珍貴價值,也是研究台灣文學及彼時歷史文化的重要線索。

文|陳怡如・圖片提供|國立臺灣文學館

2003年,台灣第一座國家級文學館──「國立臺灣文學館」開館,2013年寫下紀錄,8組(26件)館藏被指定為重要古物,價值僅次於國寶,這也是台灣首次有文學作品登錄為重要古物。今年,臺灣文學館又有4組(156件)館藏品躋身重要古物之列。

這些重要古物扮演了什麼樣的歷史意義?臺灣文學館研究典藏組助理研究員林佩蓉指出,從荷西統治、日治時期到國民政府來台,「台灣的歷史發展有一大段是錯置與斷裂的,但這些台灣文學告訴我們,台灣其實是有縱深的,不只有被殖民的歷史,還有台灣人自己留下的作品。」

這12組重要古物就像一面鏡子,映照出台灣文學的發展脈絡,最早可追溯至清末。例如有「台灣詩史」之稱的洪棄生,共有《寄鶴齋集》等3部手稿被列入重要古物,至今已超過百年歷史,從中可看出對晚清政局的批判與不滿。

跨越政治
首個以文藝為核心的文學組織

時序走到日治時期,就不得不提「臺灣文化協會」,協會由林獻堂、蔣渭水等人於1921年發起,期望以文化抗日,是當時規模最大的文化政治組織。其後文協路線出現分歧,溫和右派與激進左派的對立日益明顯,終至1927年宣告分裂,4年後解散。

文協解散後,台灣文壇氣氛一度低迷,直到1934年張深切、賴明弘等人倡議組織「臺灣文藝聯盟」,再次凝聚台灣作家的向心力,先於台中成立本部,再於台北、台南、嘉義、東京等地成立支部,同時發行《臺灣文藝》雜誌,提供台灣作家發表園地。

聯盟以文化藝術為核心,是台灣第一個不分階級、不分政治立場的文藝團體,不只有文學家,亦有畫家、音樂家等參與其中,廖繼春、陳澄波、楊三郎、李石樵等人都曾有作品發表其中,是台灣當時人數最多的文藝組織,也見證文學與藝術的熱絡交流,更是台灣人創辦的文藝雜誌中,維持最久、登場最多作家的刊物。

聯盟雖只維持兩年時間,但意義重大,標識台灣文學運動,已漸漸脫離政治附屬階段,文學館第一波入選重要古物的「臺灣文藝聯盟本部木匾」,就是當時聯盟成立時掛在台中本部的木牌。

1934年5月6日,臺灣文藝聯盟於台中成立,全台重要文化人、文學家、藝術家、音樂家等菁英多參與其中。1935年8月11日於台中市民館召開第一回大會,最後一排右一為張深切,第二排右八為張星建、九為楊逵,第一排右二為吳新榮,第二排左二為黃得時。

1934年5月6日,臺灣文藝聯盟於台中成立,全台重要文化人、文學家、藝術家、音樂家等菁英多參與其中。1935年8月11日於台中市民館召開第一回大會,最後一排右一為張深切,第二排右八為張星建、九為楊逵,第一排右二為吳新榮,第二排左二為黃得時。

重要古物;牌匾為1934年5月「臺灣文藝聯盟」於台中成立時所懸掛之木質牌匾,為台灣文學發展過程重要文物。

重要古物;牌匾為1934年5月「臺灣文藝聯盟」於台中成立時所懸掛之木質牌匾,為台灣文學發展過程重要文物。

《臺灣文藝》創刊號。封面字由當時經營中央書局的負責人、文學家莊垂勝書寫,插圖則是畫家楊三郎以線條式繪製義大利威尼斯的風景素描。

《臺灣文藝》創刊號。封面字由當時經營中央書局的負責人、文學家莊垂勝書寫,插圖則是畫家楊三郎以線條式繪製義大利威尼斯的風景素描。

名人題字錄
道出漢文學思想

而另一件重要古物「張深切徒步旅行之名人題字錄」,則跟聯盟發起人張深切在1924年的一段旅程有關。這趟旅程是為了要「探民隱、研究風土民情」,張深切將其視為「修道」,以苦行徒步的方式,費時一個月,從台中一路向南行至屏東。旅途中拜訪林獻堂、林茂生、石煥長等12位文化前輩、仕紳,並請他們題字勉勵。張深切第一個拜訪的就是林獻堂,對方也留下了「進步」二字。

林佩蓉指出,這張題字錄的歷史價值,不僅保留了這些文化大老們的珍貴筆跡,從中也體現漢文學思想──在日本統治下,這些文人仍能書寫漢字、引經據典,像是蘇逢時留下的「守真服眾」,引自《莊子》的「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而莊太岳寫的「舉翮連雲」則轉化自杜甫詩句。

重要古物;張深切「徒步旅行之名人題字錄」。張深切1924年自中國上海返回草屯老家後,發起徒步旅行運動。以台中市為環接點,後又返回草屯,一路向南最後抵達屏東東港,除霧社公學校是由一位學生題字外,其餘皆是文化人、仕紳,包括林獻堂、林茂生、莊太岳等人,對日治時期台灣文化與社會運動研究具重要文獻價值。

重要古物;張深切「徒步旅行之名人題字錄」。張深切1924年自中國上海返回草屯老家後,發起徒步旅行運動。以台中市為環接點,後又返回草屯,一路向南最後抵達屏東東港,除霧社公學校是由一位學生題字外,其餘皆是文化人、仕紳,包括林獻堂、林茂生、莊太岳等人,對日治時期台灣文化與社會運動研究具重要文獻價值。

一本日記
體現台灣文學的多元性

這些重要古物除了看出台灣文學的發展脈絡外,也能看出台灣文學的多元性,劉吶鷗寫於1927年的「新文藝日記」就是一例。

劉吶鷗是台灣極早期就旅居上海的作家,從1920年代中期直到1940年過世。當時主張文學應以「主觀感覺」為中心,竭力展現現代都市中光怪陸離生活與人性頹廢的「新感覺派」正活躍於上海文壇,劉吶鷗因此深受影響,其作品也因此有別於彼時台灣普遍刻畫現狀、關注土地和人民的文學路線。

劉吶鷗曾在上海創辦《無軌列車》文藝雜誌、出版小說集《都市風景線》。他對電影有更多著墨,不僅是專業影評人,也是電影工作者,擔任過編劇、導演,就連上海灘「五大歌后」之一的李香蘭,也在劉吶鷗的資助下主演了電影《支那の夜》。

劉吶鷗在眾聲喧嘩的上海文壇和影壇中發光,他的日記記載了和中國作家的來往過程,從中可看出兩岸截然不同的文壇氛圍,也成為台灣作家參與上海新感覺派的重要史證。日記更披露了劉吶鷗的創作脈絡,是研究劉吶鷗生平僅有的第一手資料,也是台灣作家離開本島,除了日本外,在中國文壇發展的罕見紀錄。

重要古物;《新文藝日記 1927》內文。1月1日記錄與同學蔡愛禮、丘瑞曲在上海的一日,日夜顛倒,成日談話、聊天看戲、吃點心。看遍當時上海戲院所上映的歐美電影,是劉吶鷗的日常生活。

重要古物;《新文藝日記 1927》內文。1月1日記錄與同學蔡愛禮、丘瑞曲在上海的一日,日夜顛倒,成日談話、聊天看戲、吃點心。看遍當時上海戲院所上映的歐美電影,是劉吶鷗的日常生活。

《新文藝日記 1927》是劉吶鷗旅居上海時1927年所記錄生活與文學閱讀筆記,日記本本身是由「東京新潮社」出版,大正16年的「新文藝日記」,是一本精緻的「日記書」,形式有點接近現在的「筆記書」。每月日記之前,會有半版放一位日本作家的日記,日記末附有書籍廣告,劉吶鷗在他喜愛的書上都有作記錄,這些書亦在日記內文中出現過。

《新文藝日記 1927》是劉吶鷗旅居上海時1927年所記錄生活與文學閱讀筆記,日記本本身是由「東京新潮社」出版,大正16年的「新文藝日記」,是一本精緻的「日記書」,形式有點接近現在的「筆記書」。每月日記之前,會有半版放一位日本作家的日記,日記末附有書籍廣告,劉吶鷗在他喜愛的書上都有作記錄,這些書亦在日記內文中出現過。

《永遠的微笑》電影腳本。1935年,劉吶鷗進入上海明星公司編劇科工作,完成《永遠的微笑》劇本,該片根據俄國托爾斯泰的《復活》改編而成,1937年於上海3家戲院同時上映。

《永遠的微笑》電影腳本。1935年,劉吶鷗進入上海明星公司編劇科工作,完成《永遠的微笑》劇本,該片根據俄國托爾斯泰的《復活》改編而成,1937年於上海3家戲院同時上映。

展場資訊

國立臺灣文學館
時間:週二至週日9:00-18:00,週一休館
地址:台南市中西區中正路1號

五分車不載客!掀開台灣甘蔗製糖的甜蜜身世

2017-02

五分車不載客!掀開台灣甘蔗製糖的甜蜜身世

一根根筆直的竹蔗,自17世紀荷治時期起,即成為台灣製糖業的主角,不僅熬出400年的出口經濟成就,也熬出常民生活中的甜蜜滋味。

文|李偉麟・圖片提供|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許多植物,包含甘蔗、甜菜、大麥、玉米等,都含有豐富的糖分,可用來製糖,惟甘蔗因適合在溫帶和亞熱帶地區生長,產地遍布全球,故成為最常見的原料。

「分蜜」加工   延長糖的保存期    

我們平日常見的糖,大致可粗分為砂糖(二砂、細砂、特砂、冰糖等)和黑糖兩種,黑糖是未經精煉的「次原料糖」,因為含有「糖蜜」,容易腐敗,不耐久存,必須再經過「分蜜」加工,把糖蜜分離後,才能成為能夠長期保存的砂糖,利於外銷。

「糖廍」製糖
由荷治延續到清領時期

台灣的製糖紀錄,大致可追溯至荷治時期,地處亞熱帶的台灣雖然也有原生種的竹蔗,但因荷蘭人認為品種不適合,遂由中國華南地區引進改良種甘蔗、生產技術和移民,從事植蔗、採蔗和壓蔗榨汁的工作。此外,荷蘭人還獎勵漢人植蔗製糖,除了規畫農墾區,也借貸資金,讓「糖」成為當時外銷出口獲利極豐的商品。

荷人推廣的製糖事業,較特別的是引進「牛隻」做為製糖的主要勞力,進行搬運甘蔗、拉動蔗車等工作。製糖的地方稱為「糖廍」,就是榨蔗、煮糖之處,早期榨蔗在由稻草覆蓋的圓錐形棚屋內進行,通常有3組蔗車(以牛隻拖動的雙輪石磨),每組蔗車需3頭牛來拉動;另設有熬糖屋,每回熬糖約需使用5至7具孔明鼎,分24小時排班,夜以繼日工作。由此產出的糖以黑糖為主,分為半乾燥的液狀糖汁及乾燥後的塊糖,外銷到中國、日本後,在當地再精煉成砂糖。

早期簡易製糖所,在原料量不多時,於戶外榨蔗取汁。©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早期簡易製糖所,在原料量不多時,於戶外榨蔗取汁。©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古時舊式糖廍外觀,糖廍是由圓錐形的棚屋及熬糖屋構成。棚屋以麻竹支撐,覆以茅草、稻草及蔗葉,是壓榨甘蔗的地方;熬糖屋是用土瓦鋪蓋,是煮糖的地方。©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古時舊式糖廍外觀,糖廍是由圓錐形的棚屋及熬糖屋構成。棚屋以麻竹支撐,覆以茅草、稻草及蔗葉,是壓榨甘蔗的地方;熬糖屋是用土瓦鋪蓋,是煮糖的地方。©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糖廍的運作方式一直延續到清代,與荷治時期最主要的不同是「糖間」較為普及,糖間就是向糖廍購買粗製糖,重新精煉成砂糖的加工所。當時精煉砂糖的方法,主要是運用河泥的密度與重量,將糖蜜分離出來,此時台灣產出的砂糖仍以外銷為主。1890年時,全台糖廍擴張到一千餘所。

舊式糖廍熬糖屋熬糖情形。熬糖屋內置5個俗稱「孔明鼎」的熬糖鍋,蔗汁用強火加熱熬煮,去除鍋上浮渣,並以木棒不斷攪動蔗汁,以防蔗汁沉澱導致焦黑,最後鍋中析出的晶粒即為含蜜糖。©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舊式糖廍熬糖屋熬糖情形。熬糖屋內置5個俗稱「孔明鼎」的熬糖鍋,蔗汁用強火加熱熬煮,去除鍋上浮渣,並以木棒不斷攪動蔗汁,以防蔗汁沉澱導致焦黑,最後鍋中析出的晶粒即為含蜜糖。©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日人引進大型製糖工廠
揭開台灣近代工業革命序幕

日本領有台灣後,糖業生產由外銷轉為專供日本市場;當時會先在台灣生產砂糖,再送往日本精製成白糖。此外,為提高生產率,日人還引入動力壓榨機取代原有糖廍的傳統蔗車。這時期的糖廍又被稱作「改良糖廍」,規模雖小,但效益較高;然而,在設立新式大型製糖工廠的政策推動下,糖廍還是逐漸走向沒落的命運。

台灣第一家新式製糖會社,為1900年成立的「臺灣製糖株式會社」,該會社旋即在1901年興建第一座近代化製糖所──「高雄橋仔頭製糖工廠」(高雄橋頭糖廠舊稱),而全台第一條糖業製糖火車鐵道,俗稱「五分仔車」的蒸汽小火車,也於1907年11月在此開通,如今高雄橋頭糖廠已成為橋頭糖業文化園區,回想當年,這裡可是揭開了台灣近代工業革命序幕的發祥地。

日治時期高雄橋仔頭製糖工廠。©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日治時期高雄橋仔頭製糖工廠。©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新式製糖工廠規模大,採機械式生產,同時改良了「分離糖蜜」技術,使得生產速度與效率都大為提升。舉例來說,榨汁在過去是以人力和牛力拉動蔗車,新式則是用大型平台和機械滾輪壓汁,經過來回數次的榨取,蔗汁的產量大增,而「五分仔車」也提高了運輸的速度和數量,為台灣糖業發展注入企業管理的思維。

日治時期高雄一帶運送甘蔗至工廠製糖的蒸汽小火車,俗稱「五分仔車」。©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日治時期高雄一帶運送甘蔗至工廠製糖的蒸汽小火車,俗稱「五分仔車」。©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分蜜機。其原理有如脫水機利用離心力將糖粒與糖蜜分開;不具回收價值的「廢蜜」可再製成酵母、酒精、味素等副產品。©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分蜜機。其原理有如脫水機利用離心力將糖粒與糖蜜分開;不具回收價值的「廢蜜」可再製成酵母、酒精、味素等副產品。©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砂糖專供出口
黑糖與果乾成為民生糖分來源

傳統民間糖廍多選在甘蔗產區的中心位置,但日人引進大型製糖工廠、劃定原料採集區域後,壟斷了採集區內的原料,讓糖廍無法在西部平原立足,只好順勢遷往沿山丘陵區域繼續製糖,產出的糖仍以黑糖為主,多供一般人的民生需求。直到今日,在台南的關廟、新化等地,還可見到手工生產古早糖的農莊與店家。

雖然砂糖成為台灣主要出口商品,但在老一輩人的記憶裡卻幾乎沒嘗過,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研究人員解釋:「這是因為台灣出產的砂糖,一開始所肩負的任務就是賺取利潤的『貿易商品』,而非『民生用品』。」特別是在日治時期,糖從產地、經過製糖所,就直接到港口準備出口,生產流程封閉。直到台灣退出聯合國後,一般民眾才開始有機會食用這些運銷海外的高級砂糖。

那麼,早年砂糖尚未普及時,民眾生活中糖分來源為何?研究人員表示,以黑糖及果乾為主。尤其是龍眼乾,在台灣早年生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直到現在,加了桂圓的古早味甜粥或糕點,依舊是許多人的甜美記憶;隨著台灣製糖發展,砂糖逐漸進入民眾生活,成為料理常用的調味品;而這一粒粒的小糖晶,也持續為人們每日生活增添甜蜜滋味。

素人畫家謝招治繪製兒時記憶中販售糖果的雜貨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素人畫家謝招治繪製兒時記憶中販售糖果的雜貨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日治時期,台灣製造的砂糖送至日本精製後,又以商品形式銷回台灣。(左圖)臺灣製糖株式會社位於神戶的工廠所生產的罐裝砂糖。(右圖)明治製菓株式會社的水果糖。©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日治時期,台灣製造的砂糖送至日本精製後,又以商品形式銷回台灣。(左圖)臺灣製糖株式會社位於神戶的工廠所生產的罐裝砂糖。(右圖)明治製菓株式會社的水果糖。©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參考資料

1.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助理研究員林孟欣訪談
2.台糖60週年慶籌備委員會編輯組(2006),《台糖六十週年慶紀念專刊—台灣糖業之演進與再生》,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3.台糖研究所孫世欽先生補充協助
4.楊彥騏(2001)。《台灣百年糖紀》,貓頭鷹出版

展覽資訊

「好好吃:臺灣飲食文化」特展
展  期:即日起~2017/9/3
地  址: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臺南市安南區長和路一段250號)
門票優惠:2017年3月31日前,持2017年1~2月高鐵票根,可享半票優惠(40元)、個人語音導覽器材7折(70元)優惠。

阿公阿嬤怎麼看電影?

2017-05

聽辯士、讀本事、抾戲尾!

阿公阿嬤怎麼看電影?

時至今日,台南全美戲院仍舊使用手繪電影看板,讓一代人的電影記憶得以延續。

時至今日,台南全美戲院仍舊使用手繪電影看板,讓一代人的電影記憶得以延續。

當電影還是默片的時代,人們需要靠「電影辯士」講解劇情;在電影院還沒有販售爆米花與可樂時,瓜子、冰棒、花生糖是最受歡迎的零食;沒錢看電影的人,總不會忘記在電影播映的最後15分鐘免費進場「抾戲尾」(khioh-hì-bué,撿戲尾)過過癮。上一代人看電影的樣貌,對比今日物資充足的年代,可說是非常時髦的享受。

文|李偉麟・圖片提供|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唱作俱佳的辯士 比片中主角還紅  

這是一門專業的行業,稱為「辯士」,在日治時期執業必須有執照,台語歌謠《補破網》的作曲者王雲峰,就是第一個取得執照的台灣人。唱作俱佳的辯士,往往比片中的男女主角還要紅,如日治時期於台北市大稻埕開設「天馬茶行」的老闆詹天馬,因擅長講解日本武俠片,他的名字經常比片名還要具有吸引力,甚至還培養出一票「影迷」,迷的不是片中的主角,而是辯士。

在台灣各地還沒有興建戲院時,由辯士、放映機師、樂師所組成的巡映隊,為庶民生活帶來觀影樂趣,可說是默片時代的寵兒。1930年代後逐漸引進有聲電影,然而當時引進的上海片、粵語片及好萊塢片等,許多人根本聽不懂。因此,有些電影院還是會請辯士現場講解,以高雄的「大舞台戲院」為例,就曾推出過耳機租借的服務,把它插在座椅旁的插孔,即可聽到台語旁白,非常先進。

電影本事通常是一張紙,兩面分別印有本期放映電影劇情簡介,以及下期放映預告。

電影本事通常是一張紙,兩面分別印有本期放映電影劇情簡介,以及下期放映預告。

片商陪畫師通宵
只為等一張手繪電影海報

辯士講解劇情的主要依據之一,是昔日流行的一種輕巧刊物,稱為「電影本事」,類似報紙的材質,單色印刷,一面印著劇情簡介,另一面預告下一期要播放的電影,既達到介紹的目的,又有宣傳效果。

另一個引起文物收藏家極大興趣的是陳子福手繪電影海報。當年宣傳的管道不像現在那麼多元,也沒有電腦網路,因此張貼在戲院門口、小吃店牆壁上等街頭巷尾的電影海報,就成為宣傳的主要方式之一。獲頒第43屆金馬獎終身成就特別獎的陳子福,便留著許多手繪海報原稿,他畫過的電影,包括早期由代理商進口的廈語片(指在香港拍攝、製作的廈門語電影)或外國電影、國產台語片、中影拍攝的國語片,以及名揚四海的國語武俠片等,特別是在台語片顛峰時期,有不少片商還曾經帶著鈔票和便當,在陳子福的客廳裡排隊甚至陪他畫通宵,只為了等他畫出一張海報!

當年宣傳的管道雖然有限,卻也帶給觀眾親眼目睹演出團隊的機會。以1956年上映的第一部台語片,同時也是歌仔戲電影的《薛平貴與王寶釧》為例,上映前,全體團員整裝打扮,乘著小車,吹著西洋樂器,上街頭大肆宣傳。而電影也意外地重啟台語流行歌盛行的時代,1932年上海默片《桃花泣血記》在台上映前,台灣片商特地邀請辯士王雲峰作曲、詹天馬作詞,創作同名主題曲方便宣傳,上映後並製成唱片,電影主題曲此後就成為熱門的電影附屬品,為庶民的生活帶來更多抒發心情的管道。

戲院提供給觀眾的單張雙面印刷的電影本事,是文物收藏家眼中的珍寶。圖為台北萬國戲院1964年提供給觀眾的電影本事。

戲院提供給觀眾的單張雙面印刷的電影本事,是文物收藏家眼中的珍寶。圖為台北萬國戲院1964年提供給觀眾的電影本事。

抾戲尾
當時戲院特有的人情味活

昔日的電影院在電影結束前約15分鐘,會打開大門,自由開放入場,台語俗稱「抾戲尾」,特別吸引想看電影但口袋沒錢的小朋友,也呈現了當時戲院特有的人情味。而當年在戲院能夠買到的零食並不是爆米花,最暢銷的是瓜子,早期還有人胸前掛著小木箱,裡頭放著冰棒、花生糖等零食,在戲院來回走動兜售。國民政府來台初期,還曾因頒布節約糧食禁令,被視為奢侈品的可樂,因此有一段很長的時間被嚴加禁止在電影院販售。

隨著時代進步,昔日電影院種種獨特的映演文化,已化為許多人美好的回憶。然而透過一個長方形的銀幕就能夠跨越時空,隨著龐大的製作團隊與精心設計的劇情,進入一個五光十色的想像世界,這份獨屬於電影的魅力,將持續為人們的生活帶來無可取代的樂趣。

第一部台語片《薛平貴與王寶釧》於1956年上映,圖為首映時的廣告。

第一部台語片《薛平貴與王寶釧》於1956年上映,圖為首映時的廣告。

當年的電影會連帶發行電影歌曲唱片,在戲院販賣部就買得到。圖為1963年上映的黃梅調電影《梁山伯與祝英台》黑膠唱片。

當年的電影會連帶發行電影歌曲唱片,在戲院販賣部就買得到。圖為1963年上映的黃梅調電影《梁山伯與祝英台》黑膠唱片。

參考資料

1.清華大學通識中心「台灣電影史」課程前教授葉龍彥訪談
2.國家電影中心推廣組徐明瀚、游千慧訪談
3.「台語片60週年」網站「關於台語片」系列文章(2016)。國家電影中心。網址:http://taiyupian60th.weebly.com
4.《台灣百年生活印記─玩樂一百年》(2011),天下文化出版
5.葉龍彥(1998)。《日治時期台灣電影史》,玉山社出版
6.葉龍彥(1999)。《春花夢露-正宗台語電影興衰錄》,博揚文化出版
7.《國影本事》(2016~)已發行5期。國家電影中心出版

打電話要排隊!重返記憶中的電信舊時光

2017-03

Hello Girls.公用電話亭.到村長家打電話

打電話要排隊!重返記憶中的電信舊時光

排隊撥打公用電話,至今仍是許多世代的共同回憶。©電信文獻

排隊撥打公用電話,至今仍是許多世代的共同回憶。©電信文獻

還記得人人身上幾乎都有一張公用電話卡的年代嗎?行動電話普及之前,在遍及街頭巷尾的公用電話前排長龍,撥出一通報平安、談生意、約見面、說情話的訊息,那種一分一秒的等待滋味,仍鮮活地活在許多人的回憶中。

文|李偉麟・圖片授權提供|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中華電信

你可曾想過,使用電話為何稱做「打電話」?原來,台灣使用的第一代話機是「磁石式電話機」,必須透過轉動手搖把「搖鈴」,這個動作閩南語稱作(khà tiān-uē,敲電話),久而久之,用國語講就成為了「打電話」。 

值機員人工接線 搭起溝通的橋梁  

當轉動磁石式電話機手搖把,交流電訊號就會傳送到人工交換台,再由值機員手動連接主叫號碼與被叫號碼的通話線路,當時一人可管理的門號最多兩百組。人工交換台的值機員,在歐美稱做「Hello Girls」,雖然是最原始的接通電話方式,卻也最人性與友善。

當年值機員筆試通過後,還要口試,如果口齒不清,即便筆試及格,也會被刷掉;同時也要求值機員要有足夠的身高與手長,才能夠操作交換台。所有的電話號碼,大部分記在值機員的腦海裡,有些值機員即使已退休,都還記得四十幾年前小鎮商店的電話號碼。當時值機員的收入比老師還要高,但畢竟服務的能力有限,透過「Hello Girls」人工交換的方式,後來便逐漸被自動交換機取代。

人工接通電話的時代,值機員需要記得大部分的電話號碼,才能夠快速又準確地為用戶完成傳遞訊息的任務。©電信文獻

人工接通電話的時代,值機員需要記得大部分的電話號碼,才能夠快速又準確地為用戶完成傳遞訊息的任務。©電信文獻

申請電話須抽籤 費用比黃金還要貴

台灣電話機的演進,按照發話端的操作方式,分為手搖磁石式、共電式、撥號式、按鈕式等,現代則有液晶及觸控面板電話。共電式系統,由電信局供電,只要拿起聽筒,交換人工台就可接收到信號;撥號式與按鈕式,則是自動交換機,不需經由人工台接通。

對比現今,當年申請電話,對民眾而言是一件大事,早年除了透過由台北市議長主持的抽籤儀式來決定申裝資格,費用更高得驚人,中籤後,須先預繳約兩萬元的裝機費用。從1947年7月16日施行的「自動市內電話營業價目表」可看出,費用包括了押機費、裝機費、電話附件,以及月租費,合計逾萬元,因此當年坊間有一說──「電話比黃金還要貴」。

為因應民眾龐大裝機需求,台北電信局規畫擴充2,000個門號,先開放1,200個,1956年5月16日開始申請,報載領表就有數千人之多,當年的《攝影新聞》還大篇幅以圖文報導大排長龍的盛況。還曾有家庭主婦為了讓丈夫做小生意,拿出嫁妝先到當鋪兌現,然後再到電信局申裝電話。

(左)1950年代的手搖磁石式電話機,由電信修配所自製。(右)1954年製造的新型撥號式電話機,不再需要人工接通。©電信文獻

(左)1950年代的手搖磁石式電話機,由電信修配所自製。(右)1954年製造的新型撥號式電話機,不再需要人工接通。©電信文獻

光復後公用電話亭有人駐守收費兼發電報

台灣最早的公用電話(當時稱「公眾電話」)出現在日治時期,由於打電話所費不貲,一般人家中不會有電話,民眾若有急事,就得到郵便局或偏遠地區設立的郵便出張所撥打。

光復後,公用電話逐漸普及,設置的公用電話亭,早年稱為「電亭」,提供電話及電報服務,有人駐守負責收費,也曾有商人租用兼作小販。1950年,台北街頭裝設了第一批美製投幣式公用電話,是台灣使用投幣式公用電話的源起。除了與遠方親友連絡感情、約定見面的時間地點,逢年過節時拜年、問候,以及在軍隊裡服役時防止女友「兵變」,也都是由公用電話來完成。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由於民眾囤積壹圓硬幣,導致公用電話出現缺幣危機,為此,當時央行還曾經分兩次鑄造5百萬枚及4千萬枚公用電話專用代幣,開放兌換應急。

之後隨著科技進步,電信局發行光學卡、IC電話卡,卡式公用電話逐漸取代了投幣式公用電話;手機普及之後,公用電話更是逐漸退出歷史舞台。無論是公用電話專用代幣,或是各式電話卡,如今已成為民眾喜愛並收藏的早年生活用品。

1953年推出的良心公用電話,構想來自軍中福利社的做法,每通付費5角(紙幣),當年特地寫成標語提醒社會大眾。©電信文獻

1953年推出的良心公用電話,構想來自軍中福利社的做法,每通付費5角(紙幣),當年特地寫成標語提醒社會大眾。©電信文獻

1973年中東石油危機,民眾囤積壹圓硬幣,造成公用電話缺幣,因此發行專用代幣4千5百萬枚應急。©電信文獻

1973年中東石油危機,民眾囤積壹圓硬幣,造成公用電話缺幣,因此發行專用代幣4千5百萬枚應急。©電信文獻

村村有電話
村民捐地蓋機房、協助搬運電線桿

1975年,為了使全台七千多個村里,至少有1具電話可用,政府積極展開「村村有電話」的建設。當年希望讓村子裡有電話,許多村民發揮共襄盛舉的精神,除了協助搬運建材設備,例如電線桿等,有的還捐出土地供機房設置之用。

許多地處深山的村子只有1部電話,放在代辦處,代辦處通常是村子裡的某戶人家,當外地電話打進來時,還要用傳呼的方式,也就是派人到受號人家中,或者用廣播的方式,請對方到代辦處接聽,這才完成「一通電話」。

對照現今人手一支行動電話,桌機與公用電話的需求已不如往昔,「一塊錢打一通公用電話」雖成了時代回憶,但電話仍然忠實地傳遞訊息,完成人與人之間「天涯若比鄰」的任務。

參考資料

1.中華電信退休顧問楊振興訪談
2.楊振興(2016)。《話筒裡的台灣》,獨立作家(秀威資訊)出版
3.陳慧玲、林齊悅(2016)。《方賢齊傳-電信之父、科技推手》,天下文化出版
4.「電信@臺灣」線上展覽,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5.電信數位博物館網站(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與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http://telecom.nstm.gov.tw/web.html

展覽資訊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電信@台灣」常設展示廳
展廳位置:三方館二樓
地    址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 720 號
時    間  :週二 ~ 週日9:00~17:00(週一為國定假日或補假日,照常開放)
網址:http://www.nstm.gov.tw

世大運圓滿落幕!重新來認識台灣運動會緣起

2017-07

從遠足、遊戲競技到世大運

世大運圓滿落幕!重新來認識台灣運動會緣起

大會操是運動會歷久不衰的代表性項目。圖為日治時期,臺中師範學校附屬公學校大運動會學生們做體操的情形。©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2017臺北世大運(2017 Taipei Universiade)是「第29屆夏季世界大學運動會」的簡稱,不僅是台灣首次舉辦,也是歷年來主辦層級最高的國際體育賽事。國內外大大小小的運動會,從學校到企業,從鄉村到都市,不僅有益身心,運動員挑戰極限的精神及令人歎為觀止的競賽激情,讓運動會持續不斷地在各地展開,凝聚人心。

文|李偉麟

世大運是由全球大學生參加的世界性綜合運動會,以學生為主體,與運動會最早在台灣透過小學發展,起源是一致的。台灣最早舉行的學校運動會,可追溯至1896年12月12日由國語學校第一附屬學校(今士林國小)舉辦的遠足運動。由於學校沒有設置運動場,運動會大致以遠足加上遊戲為主,直到20世紀初期,以體操及遊戲競技為主的運動會,才逐漸與遠足分離,運動會形式也開始固定下來。

日治時期小學運動會
唱歌、騎馬打仗、收發信

運動會項目按年級別區分,低年級以和緩且趣味性的競賽遊戲、歌唱活動為主,例如日治時期台灣人就讀的艋舺公學校的運動會,就曾舉辦收發信(註1的比賽;中年級相對激烈,如騎馬打仗。有些活動歷久不衰,以大會操和拔河最具代表性。直到1920年代後,公學校運動會的比賽項目才逐漸著重田徑,特別是小學生年紀可負擔的短跑項目,以及接力賽、跳高、跳遠等。

公學校運動會的舉行多半利用秋季、天長節(在位天皇的誕生日)前後的星期假日舉行,並燃放煙火通知民眾與會。由於運動會競賽過程相當刺激,民眾不僅可參觀此精采的過程,甚至可獲得獎品。公學校運動會便在此情形下,由學校的年度行事轉而成為地方的年度盛事。

聖火傳遞起源於奧運,象徵著光明、團結、友誼、和平和正義。 圖為1954年省運會聖火傳遞抵達台北。© 聯合知識庫/陳維在攝

聖火傳遞起源於奧運,象徵著光明、團結、友誼、和平和正義。 圖為1954年省運會聖火傳遞抵達台北。© 聯合知識庫/陳維在攝

大武山下小奧運
六堆運動會逾萬人參與

除了學校運動會,有「大武山下小奧運」美稱的「六堆運動會」,是高屏地區客家族群一項重要及特殊的體育文化活動,起源是以1927年創辦的 「六堆網球懇親會」為基礎,第1屆運動會於1948年2月22日在屏東縣竹田國民學校舉辦,當時前來參加及參觀的六堆(註2鄉親高達一萬多人,直到今年4月已舉辦52屆,比賽內容有正式的田徑、球類項目,也有富含客家傳統的民俗趣味競技,如打井水等(註3

(註1)收發信:手上拿一堆類似信封的文件,要精確快速的送到眼前數個信箱中,是具有職業訓練性質的趣味競賽。
(註2)六堆:台灣客家人最早聚居的地方,範圍涵蓋高雄、屏東12個鄉區,雖沒有明確的標界劃分,卻存有客家族群團結合作、奮勇堅強的文化歷史意義。
(註3)打井水:早期開墾的時候,因為水利設施不足,需要較多人一同打井水。比賽時每隊每次兩人一組,跑過障礙物後分工打水,再跑回起點交棒,在規定時間內不限次數,以集水桶內總重量判勝負。

昔日重要開場儀式
鳴自由鐘、放和平鴿

1946年,第1屆台灣省全省運動大會(簡稱「省運」),可說是台灣舉辦全國性大型運動賽事的起源,而人們所熟悉的開場儀式,包括傳遞聖火,以及象徵自由、和平的鳴自由鐘、放和平鴿等,都是在第4屆才開始。當年聖火在台南延平郡王祠點燃後,一路傳遞至台北市介壽館前的大廣場(現總統府前廣場)。

省運在1974年改稱「臺灣區運動會」(簡稱「區運」),無論是在省運或區運期間,聖火傳遞的路線及動向,包括手持聖火的跑者英姿、聲勢浩大的隨行車隊及路旁歡迎吶喊的觀眾,不僅一站又一站地傳遞著希望,也成為人們回味那個年代公眾生活的重要記憶。

 

1920年以後,學校運動會開始重視田徑,短跑或接力賽跑是常見的項目。圖為臺灣商務印書館幼童文庫《運動會》封面,1966年出版。©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1920年以後,學校運動會開始重視田徑,短跑或接力賽跑是常見的項目。圖為臺灣商務印書館幼童文庫《運動會》封面,1966年出版。©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1989年台灣區運動會票選吉祥物,由台北市約三十萬小學生投票,浣熊脫穎而出,圖為當年的新聞剪報。©聯合知識庫/民生報

1989年台灣區運動會票選吉祥物,由台北市約三十萬小學生投票,浣熊脫穎而出,圖為當年的新聞剪報。©聯合知識庫/民生報

1989年區運秩序冊封面
30萬小學生票選吉祥物

隨著通訊傳播的發達,資本市場的商機與大型運動賽事結合,吉祥物與代言人,已成為現代大型賽事形象塑造與行銷宣傳的焦點。

奧運,第一個官方吉祥物是1972年慕尼黑夏季奧運會,一隻名為「Waldi」的德國巴伐利亞臘腸狗;世大運最早的吉祥物是1973年莫斯科世大運,一個正面頭戴5朵花環、向右奔跑著的女孩。台灣大型賽事最早的吉祥物圖騰,則出現在1989年區運的秩序冊封面,當年還由台北市約三十萬名國小學童,以投票形式慎重選出,在特別印製的選舉公報上,分別刊登浣熊、獅子、雲豹、臺灣黑熊、羚羊及大象共6種圖騰,最後由浣熊勝出。

運動賽事高潮不斷,不論在現場或螢幕前,選手與觀眾之間不分你我「熱血沸騰」的感動,不僅凝聚人心,更成為全民共同記憶。而運動會豐富的競技種類,除了展現人類挑戰極限、不輕言放棄的意志力、身體律動的力與美,跨國大型運動賽事,也實踐追求超越國際與人種的和諧與自由,成為人與人之間的共同語言。

參考資料

1.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研究組長謝仕淵訪談
2.屏東縣政府客家事務處民俗藝術科曾偉志先生提供諮詢
3.謝仕淵(2013),〈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運動會〉,《臺灣學通訊》第77期
4.金湘斌(2007),〈日治初期臺灣初等學校運動會之歷史考察 (1895-191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5.傅楷傑(2004),〈客家六堆運動會發展之研究〉,國立屏東師範學院碩士論文
6.民生報(1989年1月10日),〈今年區運吉祥物是誰?北市卅萬小學生今天投票〉©聯合知識庫
7.典藏臺灣(DigitalArchives.tw),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