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大頭照驗明正身  早年僅16字規定

現行的身分證樣式源自1946年國民政府依據《國民身分證實施暨公務員首先領發辦法》頒發的「首發版」， 只發給中央及省級公務員；接著在全面清查戶口後，於1947年普發國民身分證，之後歷經1954年、1965年、1975年、1986年及2005年等共計5次的全面換發，現在是第六代身分證的時代。

無論哪一代身分證，都有貼大頭照的欄位，但是現行版對於照片規格和尺寸的要求，共有密密麻麻的19項；相形之下，以1965年的規定為例，只有「本人最近脫帽正面半身薄光面紙相片」這16個字的限制。林豪爵說，早年社會沒有醫學美容的風氣，更遑論農業社會時代不流行化妝，髮型更沒有現在這麼多元，紋眉或割雙眼皮並不常見；但醫學美容、化妝、髮型變化等如今已很常見，容貌的辨識難度提高，因此對於大頭照的要求相對增加。

身分證字號學問  早年要登錄指紋

在首發版和第一代身分證上，還有已被取消的「指紋符號」欄，共有左、右手各5指共10個小空格，用「○」、「△」或「Ⅴ」的符號來記錄。若指頭的紋路類似同心圓的「斗」狀紋，就用筆劃記「○」，如果是有如畚箕紋路狀的「箕」狀紋，就用「△」或「Ⅴ」。不過由於戰亂，登錄指紋並未確實執行。

現今的首字英文字母、接著數字的身分證字號編碼格式，始自1965年。26個英文字母，恰好對應26個直轄市、縣、市，第一個數字代表性別，1為男性，2為女性。隨著時代的演進，同樣的英文字母，代表的意義也有所不同，1970年以前出生者，載明的是戶籍地，1971年以後出生者，則代表申報戶口時的戶政事務所所在縣市。

資料欄逐年簡化  防偽設計漸趨複雜

透過今昔對照，前後5次全面換發身分證，資料欄位都比前一代更簡化，且在1997年戶役政資訊電腦化後，由手寫改為電腦字體，戶政人員的字跡工整度與小字書寫功力，不再因此受考驗。然而，有一項功能卻漸趨複雜，那就是「防偽」。最早的防偽措施是加軋在照片左下方的雞眼釘，出現在1954年換發的第二代身分證。歷經一甲子後的今天，身分證的防偽設計高達21種，例如折光變色油墨、透明視覺變化裝置等，這應該是早年的人們難以想像的。

隨著全球邁入數位化與AI人工智慧時代，台灣的第七代身分證即將改版問世，紙本身分證預計將以晶片卡替代，未來會整合更多資訊及功能，所以現在皮夾裡的身分證也將成為另一個令人懷念的歷史文物了。

揀茶女因應而生  亭仔腳即茶水間

興盛的產業，自然帶動了周邊產業發展，也可觀察到當時農村與城鎮間大量人力的流動，可說都是因「茶」而生。

粗製茶在進行精製加工前，必須靠大量的人工將雜枝、壞葉等部分挑除，揀選工作通常以3至4位婦女一組，負責一個大竹笳笠的份量。自農曆2月春茶初產，直到冬至前最後一批冬茶結束，繁忙的大稻埕地區，來來往往滿是辛勤工作於各家茶行間的揀茶女們。茶行的「亭仔腳」（tîng-á-kha，騎樓）就是她們的工作場合，也是重要的社交休閒場所。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曾做過產業統計，當時大稻埕的大小茶行有近兩百間，茶季繁忙時，每日約有近兩萬名的揀茶女在該區內工作。

這是誰家的茶？看茶箱與茶標籤

茶葉外銷得經過長時間海運，裝茶的木箱設計就成了一門學問，必須具備防潮與商標識別的功能。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助理研究員林孟欣說明，當年茶箱的防潮結構有兩層，外層以杉木板釘成木箱，內層為鉛片，運抵目的地後再由當地茶商分裝。鉛片在當年屬於貴重物資，中法戰爭發生時，影響鉛片供貨，也連帶影響茶葉出口。

茶箱外會再貼上封箱標籤或茶箱紙，特別的是，當時商標觀念剛起步，以英文標示的「Formosa Ooloong」並非指單一品牌，而是台茶統稱。因此，各家洋行便繪製不同圖案為代表，譬如鳳梨、蘋果，甚至同一洋行所出產不同等級的茶，也會有不同的標籤紙做區別。

由於台灣茶商品化之路走得早，從清代末年到日治時期，留下不少為行銷台灣茶而製作的海報、贈品、包裝等琳琅滿目的行銷物品，仔細觀察，就能發現時代的歷史線索，十分趣味。

一杯福爾摩沙茶，飲的不僅是台灣風土精華滋味，體會的更是那些為台灣茶業奉獻的所有先人們的心血。

上一整天的課，午休時光是學生們補充能量的重要時刻。隨著生活型態的改變，各世代雖擁有不同的校園午餐經驗，但不變的是曾共有的美味回憶。

文｜李偉麟

金屬蒸飯號碼牌 
難忘的抬便當場景

還記得綁在鋁製或不鏽鋼便當盒上的金屬蒸飯號碼牌嗎？80、90年代，營養午餐開始普及於國民中小學之前，學生們多半是一早出門時帶著前一晚或當天早上準備好的便當，到學校蒸熱了再吃，或由家長送飯，還有人是回家吃完再返校上課。「舉頭望黑板，低頭思便當」甚至成為當年的校園流行用語，生動地傳達了學生們飢腸轆轆的心情。

一打開便當盒，隨著熱騰騰的蒸氣，飄散出飯菜蒸過後產生的特殊氣味，是許多人忘不了的味道。當年學生們每學期繳交蒸飯費後，就會領到一張蒸飯牌，用便當繩綁在便當上，然後放進大的便當籠，由值日生抬去蒸飯室，到了中午再抬回教室，不小心把便當打翻的情況時有耳聞。後來學校在教室內設置蒸飯箱，以及各校紛紛開辦營養午餐，「抬便當」的場景與回憶，也就跟著走入歷史。

入學就開始存旅行基金

《日治台灣生活事情：寫真、修學、案內》共同作者林雅慧指出，1897年國語學校在興建校舍之際，舉辦首次修學旅行，是台灣修學旅行的開端。1920年代，各級學校的旅行規畫已相當有制度，小學是一天來回的步行遠足，中學有環島或環半島、離島澎湖等旅行，也有搭船到日本平均約三週的「內地修學旅行」，甚至專門學校如臺北高等商業學校、嘉義農林學校等，藉由到南洋、朝鮮、中國等地參觀公家機關、銀行、工廠等場所，瞭解當地產業狀況，作為將來就業的參考。

不過，當年的旅費並不是人人都負擔得起，因此日治時期各校發展出修學旅行基金的規定，學生入學後，每個月要儲存一定的金額作為旅費，或者直接在學費內設置旅行費項目。

現在校外教學可委託旅行社代辦，而根據林雅慧的研究，日治時期的修學旅行，從前置作業到旅行結束，都是由學校老師分工完成。而旅行中打發閒暇時光的方式，多半是玩撲克牌、寫明信片，或是請學生們分享當日見聞所得。

1.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副館長謝仕淵訪談
2. 《日治台灣生活事情：寫真、修學、案內》共同作者林雅慧訪談
3. 陳怡宏（2009.10），〈臺灣人共同的童年往事：跟著老師去觀光〉，《觀·臺灣》第三期
4. 林園農業專修學校校友會學藝部（1938.10），《農林校友會誌》創刊號